被俘后他仍然继续着自己的哲学思考，写了一些篇章。在战俘营，德国人允许战俘看海德格尔的著作，于是萨特要了一本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这是他当时唯一可能有的哲学参考书。

由这件事，他对自主选择问题作了思考：明明是自己作的决定，又不肯或不敢承担责任，反而转嫁到他人上，但终究无可推卸，因为这转嫁仍是一选择，不选择就是选择了不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注定是自由的，他不可能不自由。他将自己这些关于自由的思想纳到要写的书中。

（bsp;从思想来源看，胡尔的现象学方法对《存在与虚无》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现象学的一个重要思想——意识是某的意识——是萨特在该书导论中采用的一个基本观。另一方面，萨特早在写这本书之前就已经对胡尔的现象学采取一扬弃的态度，开始形成自己独创的哲学思想。例如，当他发现自己所写的一名为“心理”的书中仍然有不少地方是重复胡尔的思想时，就毫不犹豫地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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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与世界关系的思考写一本哲学专著中，这书的内容应该比关于想象的书广泛得多。萨特觉得自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要么什么都不写，要么就写些最本的东西。

当时黎煤炭短缺，电力供应不足，经常停电，甚至连蜡烛也不容易到，萨特住的房间又冷又暗。他住附近有一个弗洛咖啡馆，那里用乙炔照明，觉没这么冷。于是萨特每天晚上都去“弗洛”，他的哲学写作活动大都在那里行。这《存在与虚无》甚至可以冠上咖啡哲学的名称。其中有一段关于侍者的著名描述和分析想必就是一边观察一边写作而成的。

逃离战俘营回到黎后，1941年秋，也就是在决定解散“社会主义与自由”抵抗小组以后，萨特又开始动手写这书，1943年初完成了这著，由伽利玛版社版。这也是萨特生活最艰苦的时期。匮乏，常常吃不饱肚。不过萨特很能忍受，随便怎样差的东西他都能吃，有时甚至不吃东西就去写作。

看起来是很艰苦的环境，从写作者来说，也许是最适宜的环境。当然，这也要看是什么人。几年后萨特向访谈者回忆这一段生活经历时说：“我在自己的房间时，总想躺在床上，而在咖啡馆我是在工作，我所有的书都是在那里完成的。这是一个人们互不相的场所，那里存在着他人，但他们并不关心我，我也完全不必考虑他们。那些陌生的客人在我旁边的桌不停地争吵，但他们的吵闹对我来说不算什么，相反地，一个女人和几个孩即使为了不影响我而悄悄走过，却更会打扰我。我不能承受一个家的负担；在咖啡馆，他人仅仅是在那里而已。门打开了，走一位漂亮女人，坐了下来。我看着她，上就能将注意力转回我的空白稿纸之上，她不过像我意识中的一阵冲动，很快就过去了，没有留下任何东西。”（“1945年10月23日在布鲁尔的谈话”）

萨特在队时接到一个通知，他的小说集《墙》获得民众主义文学奖。他在是否接受这笔奖金的问题上犹豫不决。从内心说，他不愿意自己被贴上任何标签，实际上他同民众主义没有任何关系；另一方面，他现在正缺钱，这笔钱正好可以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想来想去，最后他决定问问波伏瓦，由她来拿主意。但他上意识到，这其实还是自己在作决定，因为他太了解她了。波伏瓦的态度，他还没去问就已经知了：“什么标签问题！我们需要钱，现在有人提供给我们，我们就去得到它。问题很简单！”等到萨特真的去问波伏瓦时，她的回答跟他预想的几乎完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