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他意识到自的矛盾，而矛盾又总是伴随着他。

他在一个演讲中对此作了十分透彻的解说：

还有另外一些知识分，我也是他们当中的一个吧，自1968年以来不再希望同资产阶级行任何对话。实际上，事情并不那么简单：知识分通过他的作品──如果他是一个作家的话──包括他最新的作品，都有那被称作意识形态兴趣的东西。显然我总是向资产阶级提质问，同他们辩驳，但事实上我的作品仍然是用他们的语言向他们讲话，而且，至少在早期作品中，有着不难发现的人一等的优越。

过去17年我一直在研究福楼拜，这里没有对工人阶级的直接兴趣。我投这个工作的程度是很的，我的意思是我已经67岁了，50岁以后我就把力投到这上面，而且甚至在这之前我就想着这件事。于是福楼拜就把我束缚在我的资产阶级读者之中。通过他，我仍然是一个资产阶级分，只要我还没有完成这作品，我就仍然继续是一个资产阶级分。

但我还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方面，跟我的意识形态兴趣没有关系，当我从知识分这个词的古典意义上对自己提质疑时，我认识到，虽然我不被带回到羊圈，却仍可得到“拯救”。当我对自己质疑时，当我不再把自己看成是多么了不起的人一等的作家时，我发现自己是同那些为反对资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人们在一起。我们有相同的兴趣和关注的东西。

因此，我要说的是，我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我仍然为资产阶级写书，但我同希望推翻资产阶级的工人有着切的共鸣。这些工人在1968年同资产阶级搏斗过；而今天他们是更严重压迫的受害者。就我现在是他们之中的一员而言，我也必定会受到惩罚。就我在写关于福楼拜的书而言，我是资产阶级的不肖孙，虽然我应该因此而得到拯救。这一切都表明，有必要在政治平上传达我受到的已扎的矛盾──一仅仅来自现实境况的矛盾。（“1972年在布鲁尔的演讲”）

萨特在很年轻时就构想过自己作为作家的一生：一个起步的青年时代，一个硕果累累的中年时代，一个投政治的老年时代。为什么到老年要投政治？因为这时力已经不济，在文学事业上难以再攀峰；而社会地位和影响却达到，他可以运用这一优势自己想的事，起自己想起的作用。这正如一夕，它即将落土，但它仍然显示一特有的辉煌。从事政治活动的作家生涯既是他生命的衰落期又是其峰。萨特就在这样一思绪中同时投政治活动和从事写作。而《家的白痴》是他最后一扛鼎之作。

第三抗争（1970…1980）在女人的怀抱里：的复兴（1）

萨特最后10来年的生活，是在疾病的折磨中度过的；特别有七、八年时间，他的双几乎完全失明，失去了阅读和写作能力，而他的神状态终于从病的打击中恢复过来了，到了晚年，他与人合作写书，积极参加各社会政治活动，在社会公众中的影响反而越来越大。萨特神的恢复，生命力的焕发，除了他自的意志以外，他旁那些女的悉心照护和安，也是重要原因。正如写作是他生命的意义一样，女也是他生命的意义。在某意义上说，后者甚至更为本。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在他长期患病期间，女对他反而越来越好，越来越兴趣，特别是那些年轻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