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整整10年，中国人翻来覆去就只看到4样板戏，珠都看绿了，那时候10亿中国人有8亿人能把4“样板戏”唱词背得瓜烂熟——

中国人是有“样板”情结的，在“样板戏”之后，中国现了很多样板，比如说经济上的“xx模式”，比如说育上的“举国制”，比如说城市建设中的“仿古一条街”，当然最直接最的就是“样板房”了。我以为，“样板房”是开发商“画饼”与购房者“充饥”两心理的折衷，或者说是整个销购过程中一个安全——某程度减小了信任危机，但用过后就扔掉。

样板戏就是好。从人类学的角度，当一个国家人过多时很容易造成标准庞杂，所以需要“样板”，这个理和动画片《狮王2》一样，动王国数量增多，就需要狮小王小公主成为形象代言人；不需要“样板”的是那些小国寡民的地方，比如说丹麦王国来去就是一个“人鱼”，比如说荷兰就只能以梵为自傲。太小了，没必要像中国这样大无畏地一追到底地在艺术上正本清源。

但是“样板”离生活太远，我的姨父，一位14岁就参加红军的“老革命”第一次看完《红灯记》后就大发牢，“个熊，都像李玉和那样义愤填膺地跟敌人打，地下党人早就全被抓牢里了”，他认为，样板戏中的革命者形象太假、太脸谱化、太理想化，完全不符合革命现实的情况。比如说他，作为胶东一个游击队的大队长就时不时地和汉走狗们喝酒猜拳，“因为我要情报了解日本人军火在哪里”。

“样板”，

这样比喻有些俗，但事实如此，因为没有一个“样板房”与真正到手的房屋是完全一致的，“样板房”通过加采光、扩大家间距、减少实用品等等手段，让你永远在属于自己的房屋到手后发现觉不对——房型没变，但中间隔了一层薄薄的视觉障碍，像老年人的白内障，就是不。

对比《非常6＋1》和《超级女生》。我记得演《红灯记》时，全中国姑娘呼啦啦全都梳起“铁梅”式两乌黑大的辫，演《沙家浜》时，满大街都响起阿庆嫂与刁德一的快板对唱，演《杜鹃山》时，“柯湘”成为标准“红女”的代言人（在“琪”理发厅剪一“柯湘”式发型居然要3元钱，合普通女工月薪的1/4），而《海港》中女主角则一举奠定女人的基本行为标准，“大吊车，小吊牌，轻轻地一抓就起来……哈哈哈”。

问一下现在50岁至60岁的中国人，很多是在看样板戏时被介绍对象并定下终的，很多人决心像样板戏那样过上革命生活，“样板戏”——成为生活的唯一标准，是原因，也是结果。

上个世纪，4“样板戏”残害了中国人10年以上的审情趣和艺术品位；这个世纪，3“样板房”蒙蔽了中国人的居住理念和官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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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回到“样板戏”的比喻上，“样板房”其实是开发商利用人的弱将生活典型化、夸张化、饰化的一个产，就像江青同志将李玉和、铁梅、柯湘、阿庆嫂得那么完无瑕、那么不人间烟火、那么奂甚至那么宁死不屈打死不招，其实真实的革命本不是那样，叛徒那么少那么弱智长得那么丑，抗战还能打上8年吗？

现在的“样板房”也是这样，借用所谓专家之制造了很多概念，什么“洛克式”“维多利亚风格”“纯北生活”“后现代人居”……其实究其实质就那么几样板，你不妨据欺骗程度分别叫它“装修”“装蒜”“装”。

但“样板戏”仍然大行其，以至于我们小时候都认为革命者全长得那么漂亮，不漂亮的一定是叛徒“王连举”或伪军胡传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