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海运粮、布匹这样的大宗商品运费压低到了货价的十分之一左右。

所以李慢侯只打算先加收百分之三十，也就是每艘港船加三十贯钱，应该不至于让商船离开旧有的商业渠彻底东藩港。这样能增收一百多五十万贯，远远解决不了困难。

每年港的商船五万艘，多收一千万贯，每艘就要多收两百贯，这可比现在的港税翻了三倍，从一百贯增加到了三百贯。虽然对于大海船动辄带回数以万贯计算的商品来说，这税收不算什么。但问题是，宋朝的海岸不都在东藩府手里掌控，东藩的港税了，会赶走港商船，海商可以去上海，去明州脱销。因此也不能加的太多，否则他们就不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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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些有选择的商船加税有顾虑，但对没有选择的港征税，那就容易多了。李慢侯手里掌握的是一条黄金通，许多港是商船无法离开的。比如澎湖以南的一些港，吕宋城、湄公城、狮、卅女城、永恒城、卡拉奇、霍尔姆斯、士拉，这些港城市，如果绕开的话，宋商损失会十分大。

这样的低廉成本，已经可以引导很复杂的分工系了。辽东的黄角、苏湖的生丝，海州的鱼鳔，温州的竹，通过路运输到扬州、齐州这样的工商业城市，加工成弓箭又到辽东、草原，如果不是有低廉的运费，本不可能有如此广泛的分工协作，跨州府的资周转，必须借助行政力量，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完全靠着商业渠，制造来的弓箭就能比官办作坊还便宜，便宜到草原人自己都不制作弓矢了，造不如买。

海贸成本也在下降，明州一带的佛寺用日本桧木建造庙堂已经十分寻常，这在宋朝以前是无法想象的。

一提到中日古代沟通，普通人往往想到唐朝，想到遣唐使和大化改新。事实上宋朝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更大，因为宋朝跟日本的沟通，虽然没有那么张扬，很少有官方活动，但是民间却非常活跃，任何，一旦民间，就意味着规模成几何倍增长。广度和度，是官方无法匹敌的。

这些城市里，有许多城市的税收潜力大，比如恒河的永恒港、印度河的卡拉奇，霍尔木兹岛、士拉，为了鼓励商贸，之前都采取了很低的赋税，如今也该让税率回归应有的平了。

如果不在湄公城停靠补给，选择北方的占婆国，也不是不行，但那里是占城人理的，跟宋人的商业文化差异太大，这转港，可就不是上海转明州，或者海州转通州那么简单了，需要面对大的信息成本，因此即便加一倍也不太可能有商船转换停泊地。

夹在港税收上，主要是因为这更多能让富人承担税收。这毕竟是一个工业前时代，海洋贸易更多跟奢侈品相关，尤其是宋国这样的生产大国，大多数东西都不缺乏，需要的往往是真金白银，这些大多是海商的盈余，向海商征税，他们是最的的扛得起；除了金银之外，还有香料、武士刀、倭扇、古玩、象牙、玳瑁、猫石，这些东西肯定不是为平民百姓准备的，港商船带来这些品，那么向港商船征税，实际上就是在向消费这些品的富人征税。

士拉是一座繁华的大国城市，不但有商业还有手工业，跟格达差一些，可也差不了多少，格达这城市，每年能给契丹人缴纳一百万金币的贡赋，虽然哈里发有回教世界的支援，但本收也在几十万金币以上，士拉这样的城市，收个二三十万金币是不成问题的，连拉模都能每年额外提供给大石三万金币，这些中西亚的商业城市，是非常富庶的。

所以李慢侯决定将新增税收加在这些外贸船上，港税不能增加，但港税可以大幅度增加，每年东藩府控制的辽河港、旅顺、北河港（天津）、登州、胶州、齐州、海州、广州等港大海船，不下五万艘，光是登州每年港的远洋海船就不下万艘，不但通往日本的海船大多走登州港，往东洲贸易的商船也从这里发。往南洋贸易的商船，北方走胶州，南方走广州，尤其是广州，每年的商船数量同样是超过万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