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中国人更是经历了辛亥革命，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直到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这期间倭日寇长达几十年的不断凌辱侵略，才总算是形成了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作为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才算是觉醒起来。

在军机大半年的舍人生涯，让李信的界与见识大为开阔，而且在崇祯皇帝的刻意引导之下，也跟聚明、沈廷扬等其他十多个中书舍人一样，成为了一个朴素的华夏民族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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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世，他在崇祯元年的恩科之中被录取为士，然后又被皇帝钦为中书舍人，界与过去自然是大为不同。

这在后世当然是一个人人都知的常识，但是在遥远的十七世纪，即使当时已经开始走在世界前列的西方民列，也还没有真正形成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

崇祯十七年之后，满清军队主中原，而人过亿的汉族人居然被人数不到百万的女真人征服，并且最终接受这个野蛮异族的统治，最本的原因，就是民族主义意识的缺乏。

地方，要更加适宜生存和居住。

这个问题从张溥和李信两个人跟着姜曰广使朝鲜之后的表现来看，就显得非常鲜明了。

不过，在崇祯皇帝的后之中，也只有兰妃海兰珠一个人会认同皇帝的想法，其他人完全局限在自己的界里，即使皇帝苦婆心地对她们说起这些地方的风景怡人、土地沃，以及“打狍瓢舀鱼”的情景，她们也无法理解。

虽然在他们的认识之中，并没有这样一个明确的概念，但是看待和理问题的立场与态度，已经开始用以汉人为主的华夏民族的利益来权衡了。

界不开阔，见识就不行，就总是局限在大明朝的内，甚至只是局限在朝堂之上，为了一蝇小利而斗来斗去，把大多数人的聪明才智都浪费在内耗上面了。

无法理解的，还有许多没有到过关外的朝臣们。

十六世纪、十七世纪的大明朝，之所以错失了大航海时代千载难逢的良机，固然有大明朝是大陆国家以及农耕文明所有的那保守格，但是也与大明朝的朝臣们界不够开阔有着很大的关系。

这个层面显然要比大明内士绅与佃农之间的压迫和反抗，要更加宏大，也更值得为之奋斗。

李信自然不用说了，在原本的历史上，基本上是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全都用在了辅佐李自成埋葬大明朝的“事业”上了，他对李自成大顺军的贡献越大，自然对华夏文明的伤害也就越大。

虽然自古以来就有华夷之辩，在一分较早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人们心中也有华夷之防，但是放当时的整个天下，真正形成了这民族主义意识和民族主义情怀的人，实在是少之又少，否则的话，人如此庞大的汉族，又岂能被人数只有自万分之一不到的女真人所征服？/p

在与崇祯皇帝的接之中，在对大明朝政的观察之中，同时也从崇祯皇帝多次到军机和武英殿中的谈话之中，李信的光也早就从大明朝治下士绅阶层与佃农阶层的压迫与反抗上面，提升到了大明朝与后金国的战争上面了。

毕竟在这个时空之中，此时大明朝与北的蒙古诸，以及与辽东的建虏后金国之间的斗争有着华夷之辩的背景，是汉人与蒙古鞑以及女真鞑之间的斗争，也就是说，是文明与野蛮之间的斗争，这样的格局岂不是比局限在内地，纠结于无地农民与士绅地主之间的斗争，也宏大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