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教训，恐“民急则”。为缓和当时的社会矛盾，在制定统治政策时，主张“四民之业，莫劳于农”；6“农为固本”。7认为农业生产如不能恢复和发展，其政权是难以支持下去的。这也是封建统治者制定“重本抑末”政策的又一个原因。

6见《明太祖实录》卷250。

3克思：《资本论》第2卷，第399页，人民版社1976年版。

4克思：《资本沦》第3卷，第373页，人民版社1976年版。

9《明史》卷81，《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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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司迁：《史记》卷97，《鄙生传》。

第三，商人的经济实力构成了对统治者的威胁。商人富埒王侯8，如一步将是权倾王侯，专制皇权怎能容忍？于是历代有贱商的规定，这样就形成一个衡量社会贵贱的标准是权的大小，而不是财富的多少。在至无上的皇权面前，皇帝可以让贫贱者富贵，也可让富贵者贫贱，全在皇帝一句话。一贫如洗的仕，只要一龙门，上就价百倍。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学而优则仕”是通向权力和荣华富贵的捷径，因而仕居四民之首。商人经商获利，人们趋之若鹜，舍本求末，则动摇了专制皇权的国本一一农业的稳定。要巩固国本，让农民过安于艰苦的农业生活，就必须厉行抑商、贱商。不难看，商为四民之末，乃是由传统的社会结构所决定的。

8万历《潞安府志》卷9。

由此可见，“重本抑末”政策的现，是明代封建统治者为巩固其封建统治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在这政策的支下，商人的社会地位自然就屈居末位了。

7见《明太祖实录》卷41。

易和商人贸易。这样，商业就在有限的范围内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与此同时，商人也在夹中逐渐得到发展和改变着其社会地位。

2胡侍：《真珠船》卷2。

当然，明朝统治者奉行“重本抑末”政策，并不是一概不准商业行，而是在经济政策上充分发挥了商品经济对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封建经济的补充、调节、支持作用，使商业为巩固其统治服务，只不过在“四民”中把商排列最末而已。朱明建国后，曾经针对宋元重税及税制混状况行征课清理，规定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9。洪武十三年（1380），下令军民“嫁娶丧祭之，舟车丝布之类，皆勿税”。10是年，又裁撤了税收额米不及500石的364所税课司局。11又针对元末滥发纸币，导致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状况，于洪武七年（1374）设宝钞提举司，造大明宝钞，便利民间贸注：1《明太相宜录》卷，208。

10《明太祖实录》卷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