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曾慥编：《类说》卷19《三朝圣政录·宝装溺》，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9]《蜀梼杌校笺》卷4《后蜀后主》。

二、孟昶《官箴》确有其事

10]《新五代史》卷64《后蜀世家·孟知祥附昶》。

石介：《徂徕石先生文集》卷18《三朝圣政录序》，陈植锷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6]晁以：《景迂生集》卷1《奏议·元符三年应诏封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第一，在现存北宋著述中，孟昶《官箴》首见于北宋初年蜀地士人景焕所著《野人闲话》。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11《小说家类》称：“《野人闲话》五卷，成都景焕撰，记孟蜀时事，乾德三年（965）序。”其自序曰：“野人者，成都景焕，山野之人也。”[1]其实，他是一位博雅之士。陶谷《清异录》卷4《文用·副墨》云：“蜀人景焕，博雅士也，志尚静隐，卜筑玉垒山，茅堂榭，足以自娱。”黄休复《茅亭客话》卷9《景山人》称：“玉垒山人景焕，有文艺，善画龙，涉猎经史。”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6《近事·应天三绝》载：“士景焕，一名朴，善画。焕与翰林学士欧炯为忘形之友。”清人吴任臣《十国秋》依据各资料，作《景焕传》。[2]但其生卒年不可考，只知其为后蜀、宋初人。景焕称：孟昶“承（）祖纂业，多明，以孝慈仁义，在位三纪已来，尊儒尚，贵农贱商”；[3]“能文章，好博览，知兴亡，有诗才”；“开献纳院，创贡举场，不十余年，山西潭隐者俱起，肃肃多士，赳赳武夫，亦一方之盛事。”[4]总之，在景焕笔下，孟昶是位难得的明君。《野人闲话》五卷，如今仅存数则。现存《野人闲话·颁令箴》称：“蜀主能文章，尝为箴诫，颁诸字，各令刊刻于坐隅，谓之班令。”其《官箴》云：“朕念赤，旰宵衣。托之

4]韩琦：《安集》卷22《三朝圣政录·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6]《四库全书总目》卷66《史·载记类》。

7]欧修：《欧文忠公文集·奏议》卷12《论史馆日历状》，四丛刊本。

不著撰人：《五国故事》卷下，见《说库》，杭州：浙江古籍版社，1986年。

8]《宋史》卷319《欧修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13]《旧五代史》卷136《僭伪传三·孟知祥传附昶》。

《前蜀开国记》、《后蜀实录》，仿荀悦《汉纪》，编年排次，于王建、孟知祥据蜀事迹，颇为详备。”[14]由于来源于西蜀官方史籍，其立场与北宋官方史籍有异乃至对立，自是情理中事。王文才先生一步指：《蜀梼杌》“非专赖二书”，“多据蜀史，故与中原载籍，时有。复其书，于蜀中官书私史外，更博采前代杂史，小说诗文。”[15]可见，此书取材范围广泛，包括蜀中私史以及蜀地民间述资料。而这些资料难免现蜀地民众的情与意愿。《锦里耆旧传》成书早于《蜀梼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7《传记类》称：“开宝三年（970），秘书丞刘蔚知荣州（治今四川荣县）得此传，其词芜秽，请（句）延庆修之，改曰《成都理记》。”《四库全书总目》指：“书中于后蜀主多所称，疑蜀人之词。孟昶时有校书郎、华（即今四川成都）句中正者，后宋为屯田郎中延庆疑即其族。”[16]朱彝尊《曝书亭集·续锦里耆旧传跋》而断言：“延庆，字昌裔，成都人。”[17]《锦里耆旧传》确实“于后蜀主多所称”，诸如“边陲无扰，百姓丰”，“时平俗阜”等等。并借他人之，颂扬后蜀“被山带江，足足兵，实天下之国也”；后蜀主“本仁祖义，允文允武，乃天下之贤主也。”[18]《蜀梼杌》同样称颂“（孟）昶幼聪悟才辨，自袭位，颇勤于政，边境不耸，国内阜安。”[19]可见，“蜀人之词”与官方之语确实大不相同。照北宋无名氏《五国故事》的记载，孟昶绝非奢侈、荒之君，而是节俭、仁慈之君。《五国故事》卷下载：孟昶“寝惟紫罗帐、紫碧绫帷褥而已，无加锦绣之饰。至于盥漱之，亦但用银，兼以黑漆木耳。每决死刑，多所矜减。”《五国故事》虽非“蜀人之词”，但它作为民间私史，所载史实与官方国史相左。某些史事，甚至截然相反。如《新五代史》指责孟昶“好打球走”，而《五国故事》则称：“昶后重，遂不乘。内厩惟饲一打球，而久不习，亦不堪乘跨。”[20]总之，北宋时期，孟昶在民间记述与官方文献中确实是两截然不同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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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句延庆：《锦里耆旧传》卷3，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王应麟：《玉海》卷49《艺文·政要宝训（圣政）》，南京：江苏古籍版社，1990年。

17]朱彝尊：《曝书亭集》卷44《跋三·续锦里耆旧传跋》，四丛刊本。

15]张唐英原著、王文才、王炎校笺《蜀梼杌校笺·序》，成都：蜀书社，1年。

欧修：《新五代史》，卷64《后蜀世家·孟知祥附昶》，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11]关于两朝国史的编修情况，可参看蔡崇榜：《宋代修史制度研究》，台北：文津版社，1991年，第117－121页。

14]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66《史·载记类》，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

9]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5《正史类·五代史记》，上海：上海古籍版社，1990年。

称孟昶为明君，节俭、仁慈还在其次，其最为确切的例证莫过于他所著的《官箴》。孟昶《官箴》的彩之不外16个字：“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上天难欺。”调不是官员养活百姓，而是百姓养活官吏。换言之，即官员并非百姓父母，百姓才是官员的衣父母。传统时代的君主就有这样的认识，实可称为亲民君主。即使停留在上，仍然较为难得。可是对于孟昶著《官箴》，北宋官修、半官修史籍竭力加以掩盖。关于此事，有以下三需要指。

1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开宝六年四年四月戊申、卷15开宝七年闰十月甲，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