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恐在掌握了吐蕃帝国内的大权之后，对河西走廊行了残酷的报复行动，他“大掠河西鄯、廓等八州，杀其丁壮，劓刖其羸老及妇人，以槊贯婴儿为戏，焚其室庐，五千里间，赤地殆尽”。尚恐在河西走廊地区的暴行径，让河西人民更是对吐蕃统治者无比愤慨，这使得张义在以后的收复整个河西走廊的时候获得了人民的鼎力支持。

可是这次送信的历程却是一次极其悲壮和英勇的行程，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九死一生，十队信使向沙洲的各个方向发，越过莽莽大漠，向长安发，这十支队伍中的九支，或遭到吐蕃人的尾随追击而献，或在大漠迷失方向而永远留在了大漠之中，

原)、石门等六关和威州(宁夏中卫县)、扶州(甘肃文县西)。唐王朝的一连串军事胜利给了张义起义以大的军事靠山，更使得河西人民不再觉自己是孤立无援的，祖国就在他们的后，这给了他们大神支，用句俗话来说就是给张义这些准备起义的河西人民壮了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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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义在沙洲起义之前，就“誓心归国”，所以在起义军成功占领沙洲之后，就决定派遣使者团向长安传达沙洲恢复的讯息，以明心志，也有联系祖国，对吐蕃两面夹击的意图。但是沙洲和长安之间相隔千里，中间的河西诸城又都还是吐蕃人的控制之下，所以为了确保讯息能够到达长安，张义派了十队使者，带着十份完全相同的文书，经由各个方向的沙漠绕过吐蕃人控制的河西诸城向长安发。送信队伍的组成各有不同，但是僧侣占了很大的比例，这里面就包括了敦煌僧悟真，这是因为之前说过河西走廊的僧侣大多心向大唐，而且吐蕃人自文成公主藏之后佛教广泛传播，由僧送信便于隐蔽。

在经过了周密的准备之后，于大中二年（公元848年）张义率众在沙洲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大起义。他率队披甲执锐，与吐蕃军在城内展开混战，城中的唐人纷纷响应，人人与吐蕃军拼命，吐蕃军在城中军力本来就不多，在其不意之下，自然抵挡不住，于是从城中逃走。吐蕃军从城中败退之后自然不能甘心，于是从周边调集了兵力又将沙洲团团围住。虽然敌众我寡，但张义不愧是一个中有韬略的英雄，他“启武侯之八阵，纵烧之策”，于是“破吐蕃之围”。张义此时率城中兵杀重围与吐蕃军决一死战，短兵相接之际，“白刃锋，横尸遍野，残烬星散，雾卷南奔”。起义军终于在沙洲艰难地站稳了脚跟。

《张淮碑》中记载到：张义在沙洲“论兵讲剑，蕴习武经，得孙武、白起之，见韬钤之骨髓。知吐蕃之运尽，誓心归国，决心无疑。”张义首先明确了起义的决心。当然反抗拥有大军事力量的吐蕃帝国只凭一腔血自然是不行的，如果想要成功的话必须要有周密的计划，积蓄大的实力。张义的骨力量来自于三个方面：第一，敦煌的名门望族。如索氏、张氏、李氏等，都是沙州一带举足轻重的家族，这些家族在沙洲陷落之后得以留存下来，并暗中积蓄力量。唐朝民风尚武，讲究文武合一，不论是文官还是武将平时骑猎，习武刺击都是非常普遍，这习武之风在世家大族中更是被看重，这些家族人丁众多，实力雄厚，他们在张义起义和收复河西的过程中，他们立下了汗功劳；第二，佛门的僧徒。虽然说佛家讲究远离红尘不问世事，但是不代表佛家要求人们不要国。少林寺的十二僧救唐王就开风气之先，也是后世僧人的榜样。河西的僧洪辩虽然以的佛法被看重，被吐蕃授予了“知释门都法律兼摄行教授”的职位，但他“远怀故国，愿被皇风”，所以尽力帮助张义收复沙州。另外还有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在佛教吐蕃之前，吐蕃本就有自己的本土宗教——本教。佛教传之后，本教和佛教之间行了一系列残酷的斗争，最后演变成达玛行的灭法运动，几乎将佛教在吐蕃彻底铲除，佛教自此在西藏地区一蹶不振长达百年。最后达玛之所以被佛僧刺杀也是因为他的灭法运动，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僧人自然不愿意为吐蕃的统治者效力。本人前一篇的《大漠孤烟直》已经介绍过由于唐朝对西域的开发，西域的佛教极盛，僧大德层不穷，而沙洲（敦煌）乃当时的中西通要冲，佛教自然也是极为兴盛，教徒数量庞大，广大的僧徒在百姓中有很大的号召力，在这些国僧人的宣传召之下，对吐蕃的反抗神人心；第三，豪杰义士。如后来张义的得力下副使安景，落使阎英达等等，都是当地著名的豪杰。

这沙洲一发动，立刻成燎原之势，甚至造成了吐蕃内的大变。藏文史书记载，这次“初发难于康，寝而及于全藏，喻如一鸟飞腾，百鸟影从，四方然，天下大”。吐蕃原洛门川讨击使尚恐(一作论恐)亦发动叛，并篡夺了吐蕃大权，自称为宰相。当然以叛夺权的他没能力让所有的人心服，与吐蕃鄯州节度使尚婢婢为争权夺利，自相残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