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经营培植北洋军阀集团最本的一条，就是培植亲信，组成宗派势力，并掌握了一支唯袁命是从的北洋新军，而这支军队“其心理中不知有清廷，而唯知有项城耳”。袁非常崇拜曾国藩“起自团练，创办湘军”的治军方法，并加以发展，在袁世凯手下网罗了一批忠于他的亲信、心腹、死党。其中有的原来就是袁的亲友、同乡或家中用人的弟，如袁乃宽、张镇芳。有的毕业于清末李鸿章所创办的北洋武备学堂，被袁委以重用。如号称北洋“三杰”的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以及段芝贵、曹锟、李纯、王占元、陆建章、杨善德、卢永祥、鲍贵卿、张怀芝等均于这一学堂。有的是收提肯于为袁卖命的淮军旧军官弁，如姜桂题、张勋、倪嗣冲、孟恩远等。有的是于袁氏所创办的各类军事学堂，如新建陆军之初，即设“随营军事学堂”，分由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任步兵、炮兵、工程等学堂总办，培养新军。嗣后，1902年在保定设“北洋随营将弁学堂”，1905年设北洋军医、军械、经理（训练军需官）各后勤军需学堂。1906年设“保定军官学堂”，训练北洋新军扩军后的军事骨。袁世凯规定“此后训练新军，所有军中委用人员，应先尽曾习武备暨曾带新军者选择委用”、“迨成军后，遇有官弁缺，仍先尽学堂毕业之员选充”（见《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04，兵3）。袁用人的标准是任人唯北洋派是亲。北洋六镇新军的镇、协、标各级统兵官，几乎是清一的北洋系，绝少外省武备学堂毕业生或外省留日学生。故北洋六镇的军事骨，多是袁氏的门生故吏，视袁为衣父母。这些人依靠袁的栽培提，迅速升任为握有兵权实力的协统、镇统或总兵、提督等要职。在文职人员中也是如此，如朱家宝、齐耀琳、孙宝琦、张锡銮、赵秉钧、杨士-等都是投靠袁世凯而被重用。经袁“保荐”、“密保”、“特保”等形式向清廷推荐，在短短几年里，由知县、候补“破格擢用”为各省巡抚和各侍郎等要职。而徐世昌更是由袁的一个幕僚，飞速地升任为清政府巡警尚书、东三省总督、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内阁协理大臣，清朝的统治中枢。他们依靠袁世凯的引荐保奏，得以升迁，荣获官厚禄，名义上是朝廷的官员，实际同袁荣辱与共，带有烈的封建人依附关系。至清末，以袁为首的北洋军阀军事政治集团，基本上控制了直隶、山东、江苏、安徽、河南、东三省等省区及中央一些院的实权，成为清末一大政治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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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之，帅不为制。故一营之中，指臂相联，弁勇视营哨，营哨视统领，统领视大帅，皆如弟之事父兄焉。或帅易统领，则并其军撤之，而令新统领自拣营官如前制。或即其地募其人，分别汰留，遂成新军，不相沿袭也。”湘人王-运在论及湘军时说：“湘军之可贵者，各有宗派，故上下相亲”；又说：“从湘军之制，则上下相维，将卒亲睦，各护其长，其将死，其军散，其将存，其军完。”上述这些论及湘军所谓可贵的优，却恰恰破湘军的宗派质。继之而起的李鸿章淮军，也是承袭湘军这办法而形成的一支军队。

1901年袁世凯继李鸿章之后，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在其政治生涯中是一个重要的转折。袁利用手中控制的政治、经济、军事权力，以小站练兵时所形成的班底为骨，一方面乘机扩充北洋军事力量，一方面不断在中央和地方安亲信。很快即形成以袁为首的北洋军事政治集团，其权势可以左右朝政。

湘、淮军在镇压太平军、捻军之后，一分军队裁撤，大分留驻各地成为防军，并逐步取代原有的八旗、绿营而成为清朝的常制军队。随此而现的，是湘、淮军集团控制了全国许多省区地方政府的实权。清朝末年，湘、淮两个集团，长期分别盘踞了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重要职位，形成相当大的地方势力，成为中国近代的军阀。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正是继承了湘、淮军衣钵，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祸国殃民的北洋军阀集团。

1908年袁世凯遭监国载沣等皇族亲贵的猜疑被罢官隐居河南，但由于其亲信爪牙的维护，使清政府对其也莫可奈何。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袁世凯得以东山再起，并而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成为中华民国的正式大总统。他凭借的就是这一军事政治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