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8），中国表面上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实际依赖于日本，直接或间接受其纵。日皖勾结，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列无暇东顾，日本乘机得以在华大肆扩张其侵略势力，这个特定的国际环境下的产。在此期间，日本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大力支持皖系军阀。段祺瑞所谓的“武力统一”，对南方护法各省连年发动战争，力图消灭以孙中山为代表反对北洋军阀势力的护法运动，就是由日本拿钱供给武在幕后给予支持的。双方的关系，正如皖系军阀的代表人徐树铮所说：“我北军势力的消长，与日本寺内内阁利害相通”（见《徐树铮密电》第2页）。据日本大藏省统计，仅寺内内阁任内（1916.10—1918.9）日本新成立的对华借款总额为38645日元，“与寺内内阁成立时我国对华借款约一亿二千元日元比较，仅二年时间，增加了三倍”（见铃木武雄《西原借款资料研究》第353页）。段祺瑞为了换取日本的实力支持，只要给钱，给军火武，什么国家主权、民族利益都可以廉价拍卖，从铁路、矿山、工厂到各税收，都被皖系作为各名目借款的抵押和担保，日本为此在华获得特权利益（其史实可参阅拙著《皖系军阀与日本》一书）。日皖之间的关系，可视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一个典型事例。

2、与日皖关系相比，日本与奉系张作霖的关系却微有不同。日奉之间早有勾结。1920年直皖战后，张作霖企图控制北京中央政府的野心大增，故而更加积极向日本靠拢，他亲自对日本表示，希望能注意其今后在北方政局中的价值，极愿取代垮台的皖系地位，对日“采取真正的亲善政策”。日本首相原敬认为：“张是想依靠日本伸张势力，而我们在东三省的发展需要好好待张，我们双方的利益是不谋而合的”（原奎一郎编：《原敬日记》第9卷第135—138页）。日本支持奉系，更多的是从维护其所谓“满蒙特殊利益”这一基本发的。日本历来把中国东北地区看作它的势力范围，不容欧各国介，视张作霖为其在东三省的代理人，对奉系逐鹿中原的野心，并不心支持。日本内阁对奉系的政策曾于1921年5月17日作如下规定：“对张作霖整顿与充实东三省的内政和军备，以在该地区确立并巩固其势力，帝国可以直接或间接予以援助。但对其为达到对中央政界的野心而要求帝国的帮助，则帝国不采取一步给予支持的态度”，日本“援助张作霖的宗旨，不是对张个人，乃因其掌握满蒙实权援助之，用以巩固我之对满蒙的特殊地位”（《日本外年表并主要文书》下）。正是从这一基本发，日本对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虽奉系遭到失败，还是保持不预与不介的立场。1924年奉系将领郭松龄倒戈反对张作霖，率兵由关内打回奉天，张作霖统治地位岌岌可危，郭军在军事上取得胜利，直接威胁到日本的侵略利益。日本在奉天驻军立即面与，致使郭松龄兵败被杀，使张得以转危为安。日本在直奉战争和郭松龄反奉这两次事件中所以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基本原因即在于此。1928年奉系军阀面对北伐军的胜利军，军事上连遭失败，此时张已成为日本维护其“满蒙特殊利益”的障碍（张如败退东三省，有可能导致北伐军兵关外），日本关东军遂谋策划在皇姑屯炸死张作霖，为日本直接侵占东三省铺平路。在这里日本与张作霖奉系的关系，与日皖关系相比，表现的又有所不同。

3、在北洋军阀中，直系军阀与英的关系表现得若明若暗，较为隐蔽，不像日皖、日奉间那样公开骨。但英支持直系，以抵制日本在华势力的扩张，却是不容争辩的事实。在皖系统治时期，当直皖两派军阀发生尖锐矛盾和斗争时，在华英报刊的舆论，是公开支持直系吴佩孚的一些政治主张，反日反皖立场非常鲜明。直皖战争，直系战胜皖系，英在华报刊记者，兴采烈，对吴佩孚是一片赞扬之声，捧吴为“中国一国中之英雄”，“乃中人中之唯一国者”。前国驻华公使芮恩施上书北京政府，对吴在宣皖战后召开国民大会的主张表示支持，认为“舍此而外，别无他法”（见《晨报》1920年8月27日）。无庸置疑，英等西方国家，已把吴佩孚看成是它们在中国执行对华政策的合适人选，而直系也总是把英视作自己的同盟者。直系控制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