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特达之知，却只能在总理衙门章京行走，无法军机。到了七月廿日，光绪实在到行新政没有新人帮忙太难施展，于是下了一上谕：“内阁候补侍读杨锐，刑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均着赏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同时又写朱谕给杨、刘、林、谭四人，教他们把新政条理开列，竭力辅佐。于是，所有新政奏折都他们审阅，所有新政谕旨，都由他们撰拟。这样一来大家便他们叫“四京卿”，军机的实权当时几乎全在他们手中，简直就等于是宰相的地位。如果这形势真能持下去，新政新人都将成为事实了。

四京卿中，林旭是康有为的弟，谭嗣同则是康有为的私淑弟。谭是湖南浏人，曾演绎康的学说写成一本书叫《仁学》，在南京候补知府一年，大分时间都闭著书，后受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敦促，回湖南办新政。在湖南创办时务学堂，聘梁启超总教，唐才常分教，又创办内河船，开矿，筑湘粤铁路，设武备学堂，设保卫局，版《湘学新报》、《湘报》，开南学会，是维新派中最重要的一个人，有学问、有才、有肝胆、有气魄。

光绪和康有为之间碍于制，不能见面，因此光绪给康的密谕都是给林、谭二人带去，送到南海会馆康的住，康的意见也是托林、谭二人转陈。所以有了这个署，才使新政派和皇帝之间通了声息。

康有为的新政派最大的失策，是误以为新政可以凭光绪皇帝的一一诏书就能达成。至于守旧派则地抓往西太后，完全不理会新政的诏书，而各省督抚们更是些老的官吏，他们尽接到了新政诏书，却并不行动，同时静观慈禧和光绪这场政争，到最后是谁胜谁负。因为当光绪在四月廿三日下“明定国是”诏书后，照理等于宣布变法开始了，可是却又在四月廿七日下了三完全相反的诏书，这表示慈禧还可以影响朝政，三诏书是：

一、“朱谕：协办大学士尚书翁同-，近来办事多未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渐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本应查明究办，予以重惩，姑念其在毓庆行走多年，不忍遽加发谴，着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钦此！”

二、“上谕：嗣后在廷臣工，仰蒙慈禧太后赏项，及补授文武一品，皆满汉侍郎，均着于折后，恭诣皇太后谢恩，各省将军、都统、督抚、提督等官，亦一折奏谢。”

三、“上谕：署直隶总督王文韶着迅即题，以大学士荣禄暂署直隶总督。”

这上面三上谕，可以看完全是慈禧的主意，也就显示光绪在重大问题和人事上仍必须听命慈禧。由于翁同-是光绪的师傅，又赞成变法，守旧派因之必须去翁为快。照理说慈禧既已归政，照例不必再接见大臣，大臣们也不必特别向太后折谢恩，现在忽然要令二品以上大臣谢恩陛见，并令外官折，即表示慈禧已经分临朝亲政了。再说，荣禄是慈禧最信的大臣，这时奕已死，荣禄应该取代奕-地位担任首席军机大臣，现在反而叫他去直隶总督，就表示慈禧要荣禄在天津直接统率当时北洋的三支主力队（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所以从上三项的诏书看起来，完全可以看是慈禧的重要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