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此函亦有一跋云：“谨此书为侠士梁铁君代书。梁君名尔煦，顺德人，讲王学。戊戌从亡后累年，丙午七年以行刺那拉后，为袁世凯所杀，烈哉。附书于此，癸亥正月康有为。”

梁启超致李函——

“李提太先生阁下：自初六日北京一叙以后，敝变故日甚一日，皇上幽囚，志士惨戮，痛不忍言。教师康先生得贵国之保护，幸脱虎，闻系都中有人致电于上海贵领事，想于足下之手，大仗义之盛心，与足下待友之忠悃，令人谢无已。弟自别后，为日本政府所保护，安抵东京，近已与康先生相见矣。每念地球各国变法之始，无不血满地，今弟等虽遭此变，而心愈奋锐也。惟东方之局日亟，若贵与日两国不早为计，他日俄人羽翼既成，无复可望耳，望足下与贵诸君急留意也。康先生在北京时曾承足下代属觅一翻译之人，今有教友汤君觉顿亦康先生之弟，学问优良，才识博雅，今特令其来沪，以供驱策。谨以信为之先容，伏乞延见，即叩以所学，定知吾言之不谬也。专此奉布，不多及。此请大安。弟梁启超拜。十月一日。”

李提太不仅支持维新运动，而且对康党帮助甚力，且为患难知己，实属难得。从康有为寄到上海给李的函中，可见康党寄望于李提太打通英国政府，用兵力支持光绪复辟。这作法实足以激起守旧派和中国士大夫阶级的反，同时也促成守旧派倾向反动而造成义和民事件的爆发。

李提太是救援康有为的主力，这可以从李的助手程济的追忆文中看。程文是跋康梁给李函之后，文云：

光绪丁戊之间，余佐英人李提太君办上海广学会。广学会者，广译泰西史及科学诸书以启牖吾国民智者也。戊戌四月下旬，清德宗景皇帝痛甲午之耻，发愤图，锐行新政，是时所发诸谕旨，皆自南海康先生手。康先生以工主事一微官而得君如此其专，古人中不多睹也。时景帝特开懋勤殿，拜李君为顾问大臣。七月廿四日（注：即戊戌年）李君与余航海北行，月杪至京，寓英公使署，适英使避署外，翌晨乃迳至米市施医院。八月三日午后康先生来言：新政施行甚难，吾顷奉谕旨办上海官报，明日将南下矣。吾乞友忠告，而贵公使又不在京，至可惜也。李曰：竟不能调和西耶？康曰：上行新政，盈廷衰谬诸臣恐被黜，哭诉慈禧，慈禧信之，致横生阻力，夫复调和之可言。

六日午后梁启超偕徐君化镜来，两人抱颈而哭。李曰：哭胡为者？立速谋补救之策。余曰：究竟现在情形若何？梁曰：垂帘之诏已颁，有廷寄与沿江海督抚，务获康先生而甘心焉！谭复生等亦已不内，无所谓新政矣。仓皇间拭泪而别。忽容纯甫闳来函言政府缇骑四，梁氏甚危，能为之地否？李曰：梁固知趋避者，毋烦余为划策也。作答书竟负手倚门立，有顷，以淡菰一枝贻余，而自其一，与余对面坐于短榻上，谓余曰：西人之觇国者，皆言贵政治已正轨，循序以，不难富且，不图有此挫折。余曰：全国风气不开，诸顽阉党群附慈禧，革新政治，岂易之者，虽然康先生恐不免矣。李曰：在海舶中当无恙，到上海则甚危险矣。余曰：上海贵总领事白理南君非吾广学会会长乎？李曰：然，但能否尽力不可知也耳。余曰：万国皆保护政治犯，先生盍发一电以救之。李不语，久又曰：电可发，恐无补耳。且不知所附何船。若在华法界登陆，则败矣。余曰：亦惟尽心焉而已。李颔首者再，凡数易稿，乃授余曰：知此事者惟吾两人，宜秘之。余虽无惮于贵政府，惟在贵多际，则亦不得不尔。余且诺且携稿外，发电而回。

英领事白君得电请示于敦政府英首相沙士雷，候复电允许，乃派工局员濮兰德乘兵舰至吴淞，得康先生于重庆船，乘风破浪直抵港，是为康先生险之始。此外诸事则人多知之，毋俟余之赘述。兹所黏存手札十余纸，乃康在港时与李君书也。李在沪与余晨夕聚，书札悉以付余，余故得而保存之。此外康先生致余者尚有一函，并赠余诗一首，家人以时禁方严，窃取而焚之，所存者仅此。……册末一札为梁启超手迹，启超久叛其师，无足论者，自戊戌以来，于清室则时或保皇，时或革命；于袁氏则时或诋毁，时或服从。今且公然谓吾国人才以战国时为最盛，此孟所谓率兽人，人将相之时也。又谓自汉武帝尊孔后数千年来，学无步，人才日衰，今宜无限制输外国学说，则率国人尽弃其学而学外人矣。此系迎英人罗素之辞，见于南北报纸者，反觏此札，言师弟之间沆瀣几若一气，并有虽遭此变而心愈奋锐之语。吾知其奋锐之所底止，故附此札于康书之后，以观其究竟焉。后戊戌廿六年，癸亥七月将检付装池，因志其缘起如此。湖程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