萍浏醴的起义，在萍乡起义者多为煤矿工人，在醴陵起义者多为防营兵勇，在浏起义者多为洪江会党。每约万人，浏一为主力，光绪卅二年（1906年）十月廿二日发难于文家市、石岭、南街市、西乡、大光、和萍乡上栗市、案山关起义军相呼应，蔓延至醴陵、衡山、宜诸地。苏、赣、湘、皖疆吏大为震动，动新军和各省援兵共五万人分剿。

闻社社员200余人均参加，还邀请了日本政界名如犬养毅等人参加，其他闻风而至的约有七八百人，合共与会人士不下1000人。同盟会的革命同志认为保皇党如此大肆活动，非加以打击不可，于是张继、平刚、陶成章等邀约了几十人前往参加开会。这天会场因人数过多，秩序很，政闻社社员都佩挂红布条招待员。摇铃开会后，主席先报告开会宗旨，然后大声宣布：“请梁任公先生演讲。”梁启超应声而起，在掌声中上了讲坛，先讲君主立宪的大理，又讲立宪的质以及国会。他说立宪国家须有监督政府的机构，就是国会，政府好比小孩不懂事，我们人民通过国会去监督他们的行为，使政府不可来云云。他演讲时，时有掌声。最后梁说：现在朝廷下诏定期立宪，我们大家应该喜踊跃才是。他的话才讲到这儿，突然在台下有一人站了起来，大叫一声：“”，然后就叫打，这个人不是别人，却是革命党人张继。只见他卷了袖，推开人丛往台前奔。梁启超一听见有人喊打，也顾不了演讲，就回往后台跑。这时又有一只草鞋从讲坛左边飞了过来，正打中梁的左颊，扔草鞋的是一个镜的老儿。梁挨了一下赶快从楼梯下讲坛。会场作一团，有喊打的，有喊革命党的，而张这时已抢上了讲坛，台下鼓掌呼，一霎时由立宪党的会变成了革命党的会。张继先讲了一番，随后宋教仁上台讲同盟会的宗旨，他说：“立宪党是保皇党的变象，他们是要皇帝，我们不要皇帝，人民就是国家主人。我们不容许文妖（指梁启超）讲君主立宪，我们理想是中华民国”。下面大家烈鼓掌。张继接着又讲：“我今天不是和政闻社捣，今天因为有不痛快，想质问犬养毅先生，你在早稻田大学曾告诉中国学生说：中国应当尽速革命，但你今天为什么要附和保皇党。”犬养毅被诘，只好上台讲了一篇立宪的理，但最后结论则赞成中国革命。犬养毅讲完后，大会就告结束。

有一件趣事，这天立宪党的人用日本音叫革命党为苛埋党，苛埋是日语“米”字，会场上的日本警察搞不清中国怎会有个“米党”。后来革命党人也把米字代表革命。

革命起义军的战略，本分为三路：一支据浏、醴陵，待机攻湘垣；一支据萍乡的安源矿路为据；一支由宜、万载东瑞昌、南昌以取江南。可惜起义的军队，尤其是那些领袖，多数是会党魁首，毫无军事常识，所以发难时虽能击败清军，却不能占据县城，枪法虽工却没有军事学识。三路发动的日期也不一致，形成了各自为政，各自为战的混现象。有自称是“中华帝国”，宣称“留皇帝位，以待大有为之人”，有的则挂起“中华民国”的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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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卅一年（1905年），有一个湖南会党领袖福益因革命活动被清吏端方所捕杀。福益是湖南湘潭碧湾人，是哥老会回山佛祖堂山长，有会党万余人，雄视长沙、衡州、永州三府，声势浩大，刘揆一曾奉黄兴命与联系，争取参加革命。黄兴且曾亲访于湘潭茶园铺矿山岩中，黄兴、刘揆一、福益三人席地而座，杀埋土坑中，盖以柴火，煨熟而，纵谈痛饮至天晓。黄兴并仿日本军制，以同仇会会长兼任大将，刘揆一任中将，福益任少将，并决定在光绪卅年（1904年）十月十日（11月16日）慈禧六十岁寿辰，在长沙起事；同时岳州、衡州、宝庆、浏、常德五路响应。起义军事，长沙方面以武备学堂学生联络新旧各军，会党为辅；其他方面则以会党为主，黄兴归途中曾慷慨赋诗，有句：“结义凭杯酒，驱胡等割。”由于福益参加革命队伍，哥老会相继加的不下10万人。不幸九月间革命的消息漏，起义失败，黄兴得圣公会牧师黄吉亭之助，侥幸脱险，经鄂赴沪。光绪卅一年二月十一日福益在长沙被害。被杀后革命党人曾在东京开追悼会，而两湖人士乃继续福益的计划为正式起义行动，以湖南之浏醴陵和江西的萍乡为起义地方，纠结起义人士号三万人。当时中国中饥荒，江西南、湖北西、湖南北、四川东南和扬江上游沿岸，皆陷于饥馑，工人因米贵减工而失业，萍乡矿工遂首先发难，四虎徒党起而响应。这次起义事件，并非奉同盟会东京本的命令，迨孙中山先生和黄兴听到萍浏醴起事，才先后遣胡瑛、宁调元、孙毓筠、杨卓林、段书云等同志分赴苏、皖、赣、湘、鄂各省运动军界以图响应。但因合不好，又因事机不密，故均失败。

最可惜的是，清军徐绍桢所统的江南新军，其中颇多有革命思想，如赵声、倪映典等，志愿暗中为革命军效力，可是革命军未经训练，散漫无组织，虽和革命军通声气，亦无门径可寻。革命起义之初，不数日就纠合了3万多人，蔓延若县，声势不可谓不大，可是由于没有组织，没有领导人，起义之后只能株守萍、浏、醴三县不能攻，而清廷则飞檄调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