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迭电陈述，兹承电示，知袁君不必南行，并由袁君委托副总统黎元洪君代赴南京受听，是培等迎之目的已经消灭，似应回南面陈一切。谨先电闻，并祈即复。元培等。鱼。”

蔡元培南返，是在袁世凯在北京就职大总统以后，启程前，迎袁专使特发表《布告全国文》一篇，措辞委婉而严峻，把当日袁世凯私心完全揭，且对当时所发生的一切，作了一个历史的代。这篇文告，后来许多研究近代史的人都认为是蔡元培的手笔，认为汪兆铭写不，宋教仁已先南返，亦写不。蔡文章谨严，章炳麟推崇蔡是“雅善修辞”。蔡专使的《布告全国文》如下：

“培等为迎大总统而来，备承京津诸同胞之迎，谢无已。南行在即，不及一一与诸君话别，谨撮培等近日经过之历史以告诸君，-于临别赠言之义。

（一）迎新大总统袁公之理由：（中略）……袁公当莅南京就临时大总统职，为法理上不可破之条件。盖以立法行政之机关，与被选大总统个人较，机关为主，个人为宾，故以个人就机关则可，而以机关就个人则大不可。且当共和过渡时代，当事者苟轻违法理，有以个人凌躐机关之行动，则为时代朕即国家之嫌疑，而足以激起心共和者之反对。故袁公之就职于南京，准之理论，之时局，实为神圣不可侵犯之条件，而培等迎之目的，专属于是；与其他建都问题及临时政府地问题，均了无关系者也。

（二）袁公之决心：培等廿五日（原文如此）到北京即见袁公，廿六日又为谈话会，袁公始终无不能南行之语。……

（三）京津之舆论：（中略）大抵于袁公南行就职之举甚为轻视。……所谓袁公不可离京之理由……惟北方人心未定之一义，然袁公之威望与其旧将士之忠义，当清摄政王解职清帝退位至危之时期，尚能镇摄全京，不丧匕鬯。至于今日复何疑忧？且袁公万能，为北方商民所认，苟袁公内断于心，定期南下，则其所为布置者，必有足以安定京津之人心而无庸过虑。……

（四）二月廿九日兵变以后之情形：（中略）……然自有此变，而军队之调整，外之应付，困难，急待整理；袁公一日万机，势难暂置，于是不得不与南京政府协商一变通之办法。（五）变通之办法：总统就职于政府，为神圣不可侵犯之条件；临时统一政府之组织，不可旦夕缓也；而袁公际此时会，万不能即日南行，则又事实不可破也。……于是孙公提议参议院，经参议院议决者，为袁公以电宣誓，而即在北京就职，其办法六条如麻电。由此袁公不必南行，而受职之式不违法理，临时统一政府又可以速立，对于今日时局，诚可谓一举而备三善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