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盗，避责潜逃；对于同盟会宋、蔡诸公，诬以结党把持，意图构。信雌黄，任情丑诋，放纵卑劣，莫此为甚。夫唐总理是否监守自盗之人，宋、蔡诸公有无构之事，应在大总统鉴之中，果有其事，请大总统布告天下，明正其罪；果无其事，请大总统严究廿五日之电所由来，还治以虚诬之罪，以为挟私败公者戒。汉民对于唐、宋、蔡诸公绝非有所阿私，第以民国初立，群言淆，正贤者难易退之秋，若复任此辈舞词播，贤才将更裹足，大局益复何赖？且唐总理由总统善任，诬总理无异亦诬总统。此可忍，孰不可忍。务请彻底惩治，以彰公。政党之分立，固不能不有政见之争，仍必以国利民福为归宿，若怀挟私见，造事实，是法律之罪人，岂复有政党之价值，当亦大总统所恶痛绝也。”

袁复电：“近来会党名目，记不胜记，电文攻讦，百怪千奇，甚至以列名面为荣，一予推求，便增价值，即鄙人亦常受各报界之丑诋。只以民气方兴，不压制，然村妇骂詈，自诩其能，此等放纵之恶风，势同传染，长此不戢，民德何存？应彻究由来，以为挟私败公者戒。已内务查明严禁矣。”

关于唐绍仪的去职，同盟会曾有下面二个重要电报，可以参考：

（一）北京中国同盟会本6月23日致各支分电：

“唐总理于（大月）十五日微行至津，此间人士不识真相，谣诼繁兴，人心颇为摇动。实则唐自就职后，因所抱政策多不能行，郁郁不得志，屡求去。其最近原因则因为王芝祥都督一事。王被举时，唐在南方力荐于总统，请加任命，总统允其请，招王来京。王至而总统又以他故派王赴宁整理军队。唐以王既被公举，又系南产，任为直督可借以洽南北情，消除统一之障碍。且在南方与本党要约在先，更难失信，拒不肯副署。适王君（六月）十四日京，唐见事不可挽回遂浩然有去志。唐之此举不徒拥护共和，尊重信义，服从党见之为晚近政客所难能，而就法律、政治上观之，尤有莫大之关系。民国《约法》采法国制，参议院为最之机关，而国务院为责任之主，总统所发布之法律命令及一切公文，皆须国务院副署。总统虽有任免文武官吏之权，而主张此项权力必待国务院之副署，始能发生效力，其实权握于国务员之手。总统之地位至巩固至尊严，除非常之事件外，对于参议院不负责任，惟国务员则常立于被指斥弹劾之地位。《约法》既予以重大之责任，则其所以监督之者不可不严也。副署之权若可放弃，则国务院不过总统之械，责任内阁之大义湮矣。唐以主张《约法》上之特权之故，不惜以国务员之地位为保障之代价。吾人闻之当如何崇仰效法。至其始则委曲求全，继见事不可为，内断于衷，决然舍去，断绝葛藤，态度之严正果决，方之东西大政治家实无愧。或以其为总理，不告而行，似嫌手续有关，不知唐之行在星期六，已将一切事务署就绪，次日为星期，例得休息。总理虽为国民公仆非比囚徒，不能夺其行动之自由。星期一为国务例会，恐不能到会有碍政务，即电公府呈请病假，于手续并无不合。反对党求疵，百计中伤，倘吾党不察从而和之，适堕计，不得不详为报告。”

（二）同盟会本7月1日为揭唐总理野游原因致驻沪机关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