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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曰：何谓求立宪，先求君主？虎公曰：法、皆为共和，亦复皆行宪政，则于中国共和国之下，实行宪政，胡不可者？而必谓改为君主乃能立宪，此说无乃不经？然试问法、人民有举兵以争大总统之事乎？人人知其无也。又试问何以彼无而我有乎？此人民程度不及法、之明证也。惟其如此，故非如今日之共和，无术可以定。夫宪政者，求治之也，乃中国将来竞争大总统之战，不知已于何时？后来之事，思之胆寒，方备之不遑，而何有于致治？故非先除此竞争元首之弊，国家永无安宁之日。计惟有易大总统为君主，使一国元首，立于绝对不可竞争之地位，庶几足以止。孟言定战国之曰：‘定于一’，予言定中国之亦曰：‘定于一’，彼所谓一者，列国并为一统；予所谓一者，元首有一定之人也。元首有一定之人，则国内更无竞争之余地，国本既立，人心乃安。拨之后，始言致治，然后立宪乃可得言也。世必有疑改为君主之后，未必遂成立宪者；予以为不改君主则已，一改君主，势必迫成立宪。共和之世，人人尽怀苟安。知立宪亦不能免将来之大，故亦放任而不为谋；改为君主以后，全国人民又思望治，要求立宪之声，必将群起，在上者亦知所地位，不与共和元首相同，且其君位非由帝制递禅而来，乃由共和变易而成者，非将宪政实行，先以为收拾人心之，亦不能不应人民之要求也。且既以君主为国本，举国上下，必思妥定国本之法，则除立宪又无他术。在上者为孙万年之计，必图措之至安，若用人行政，犹恃独裁，斯皇室易为怨府，其至危；求上安皇室，下民情之计，皆必以宪政为归。故自此面言之，非君主不能发生宪政；自彼面言之，又非宪政不能维持君主也。若谓立宪之制，君主不负责任，必

英主，固亦有之，如汉武，唐太之俦是也。然而人存则政举，人亡则政息。中国数千年中，岂无圣帝明王，然其治绩武功，今日安在哉？各国古代历史，亦岂无特之英豪，成一时之伟业？然其不忽焉而灭者，又有几人也！惟其有人亡政息之弊，不能使一富不可复贫，一不可复弱，故自一时论之，虽觉小有兴衰，而自其立国之始终论之，实为永不步。欧洲各国立国之久，虽不及我中国，然亦皆千年或数百年，前此并未闻西方有许多国者何也？其时彼未立宪，不能为继续之盛也。日本与我邻者千年，前此亦未闻如许之盛者何也？其时彼亦未立宪，不能为继续之盛也。惟一至近年，忽有立宪政之发明，欧洲列国行之，而列国大盛，日本行之，而日本大盛。我中国所猝遇而辄败者，皆富之国也，又皆立宪之国也，岂不怪哉！然而不足怪也，不立宪而其国之富与，固不可得，既立宪而其国之不富不，亦不可得也。此言虽奇，理实至常。盖国家所最痛且最危险者，莫如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惟有宪政一立，则人存政举，人亡而政亦举，有前，无后退，有由贫而富，由富而愈富，断无由富而反贫者也；有由弱而，由而愈，断无由而反弱者也。人亡而政不息，其效果必至于此。今之德皇非威廉第一，德相非毕士麻克也。而德不因人亡而政息，乃反日盛者，宪政为之也。今之日皇非明治天皇，日相非伊藤博文，桂太郎也，而日不因人亡而政息，乃反日盛者，宪政为之也。由此言之，宪政功用之奇而且大，可以了然矣。盖立宪者，国家有一定之法制，自元首以及国人，皆不能为法律以外之行动，人事有变，而法制不变；贤者不能逾法律而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律而为恶，国家有此一定之法制以为之主，则政府永远有善政而无恶政，病民者日见其少，利民者日见其多，国中一切事业，皆得自然发达，逐年递，循此以至于无穷，国之不富不，乌可得乎？故人莫不羡富，而在立宪国则富实为易事，此非大言而实至理也。虽然，富甚易，立宪甚难，谋国者难莫难于立宪之初，易莫易于立宪之后。初立宪时，官吏狃于故习，士民惮于更张，阻力至多，行至苦，譬之火车搁之于轨之外，其移转尺寸，用力至多，费时至久，或仍无效；及幸而推轨，则机一转，瞬息千里矣。我国人无虑富之难也，惟虑立宪之难已耳。立宪之后，自然富，故曰：求富，先求立宪者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