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非不可，由此以谈，尚何宪法、约法之足言乎？议初次《约法》者，亦非不知此义，不过知之而故为之耳。故予谓民党所谓立宪，亦非立宪也，不过借立宪之手法，以达革命之目的而己，其功用与清室之立宪正同，所异者清室为他人预备革自己之命，民党自己预备革他人之命而已。

客曰：然则所谓立宪，不与前清，民国同乎？虎公曰：然！予以为他日之君主立宪，有二要义焉：一日正当，所以矫民国之弊也；二曰诚实，所以矫前清之弊也。……

客曰：正当则国安，诚实则民信，前清与民国之弊皆可扫除矣。以此而行君主立宪，中国之福也，予虽愚蒙，敢不从教。于是虎公之言既竟，客乃欣然而退。”

这时汪凤瀛有一封《致筹安会和杨度的论国书》，这封信曾传诵一时，兹摘录如下。其中有七不可，引经据典，原文过长，故删去。

“读报载，我公发起筹安会，宣言以鉴于欧共和国之易致扰，又念中国人民自治能力之不足，知共和政，断不适用于中国，因发起斯会，期与国中贤达，共筹所以长治久安之策，并而研究帝制之在我国，是否适用于今时，是否有利而无害。宏谋远虑，卓越恒情，令人钦仰不已。然就目前事势论之，断不可于国再事更张，以动摇国脉，其理至显，敢为执事缕晰陈之：自上年改订新《约法》，采用总统制，已将无限主权，尽奉诸大总统，凡旧《约法》足以掣大总统之肘，使行政不能活之条款，悉数-除，不得稍留抵之余地；是中国今日共和二字，仅存国之虚名，实际固已极端用开明之例矣。夫谓共和之不宜于中国者，以政言也，今之新《约法》，总统有广漠无垠之统治权，虽世界各国君主立宪之政，罕与比，谭欧化者岂无矫枉过正之嫌？顾自此制实行后，中央之威信日彰，政治之行较利，财政渐归统一，各省皆极其服从，循而行之，苟无特别外患，中国犹可维持于不敝。兹贵会讨论之结果，将仍采用新《约法》之开明乎？则今大总统已厉行之，天下并无非难，何必君主？如虑总统之权过重，更设内阁以对国会，使元首不负责任乎？则有法国之先例在，亦何必君主？然则今之汲汲然主张君主立宪，而以共和为危险者，特一继承问题而已。顾新《约法》已定总统任期为十年，且得连任，今大总统之得为终总统，已无疑义，而继任之总统，又用尧荐舜、舜荐禹之成例，由今大总统荐贤自代，自必妙选人才，允孚望；藏名石室，则倾轧无所施，发表临时，则运动所不及，国会选举，只限此三人，则局外之希冀非望者自绝。法良意，举凡共和国元首更迭频繁，选举纷扰之弊，已一扫而空，尚何危险之足云？若犹虑此三数人之易启竞争，不如世及之名分有定，抑知竞争与否，乃德之关系，非法制之关系，苟无德，法制何足以闲之？窃恐家族之竞争，为祸尤甚于选举。然而公等皆甚今大总统者也，君人以德，不闻以姑息；今在总统于受任之初，即以遵约宣誓，且屡次宣言决不使帝制复活，其言至诚剀切，亦既播诸文告，传诸报章，为天下所共见共闻矣。往者劳乃宣盛倡复辟之说，天下哗然，群起而辟之，以是为谋叛民国之大罪也。今大总统复严申禁令，后再有议及帝制者罪无赦！诚以今大总统为民国元首，人民委托，信誓旦旦，为民国永远保存此国，礼也义也。至贵会宣言，但研究国之何宜，不讨论主名之何属，盖本意在求继承之际，匕鬯不惊，而不知学说之祸人，有时竟甚于洪！前清末叶，妄人盛倡族革命之说，竟至风靡天下。迨辛亥武昌发难，并无何等成算，何等实力，而天下遽土崩瓦解，则族之见，革命之说，中于人心者也。及民国政府成立，革命已告成功，而借此作者，犹屡仆屡起，蹈死不悔，毒余焰，至今未息，此说之陷人于死者，不可更仆数矣。今国基甫定，人心安，而公等于民主政之下，忽倡君主立宪之异议，今大总统又有予决不为皇帝之表示，纲常之旧说已沦。天泽之正名未定，使斯议渐渍于人心，不独宗社党徒，幸心复炽，将不逞之徒，人人咸存一有天命，任自为之见，试问草泽究，保无有妄称符命，惑众滋者乎？专阃将帅，保无有沉观望，待时而动者乎？召速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