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世晓然于大总统之对清室，无异于舜禹之对唐虞。想参政诸老多先朝旧臣，当能仰大总统圣德之，别无异议，则有清列后在天之灵，与隆裕逊位之初心，实凭鉴之。”

袁看了这个电报，让政事堂回了他一个电报，极力称赞他“见识远大”，并保证优待清室的条件决不变更。

袁在东南有一将，他本不是北洋嫡系，可是却因坐镇上海，为袁鹰犬，所以成为袁的“东南石”，和陈宦之为“西南石”同等重要，这人就是上海镇守使兼上海制造局督办郑汝成，是革命党的中钉，4年8月18日郑曾被刺未中，11月10日郑汝成赴礼查饭店日领事馆茶话会贺昭和天皇加冕，在白渡桥遇刺，被打得满都是窟窿而死。袁闻郑遇刺，大为震动，照上将阵亡例议恤，给治丧费二万，拨小站营田三千亩给郑家属，并在上海和郑的原籍建立专祠。袁的祭文中有：“功臣化碧，图弓矢而痛心。……尔郑汝成才识旷卓，品学优良。……”杨度有挽联是：“男儿报国争先死。圣主开基第一功！”后来帝制失败，有人改这挽联以讽刺杨；“男儿误国争先窜，圣主坍台第一功！”

郑汝成被刺竟牵连了冯国璋，日本报纸传说冯和革命党人暗通声气，原来冯自前次偕梁启超到北京谒袁后，袁对冯谈了一大不会皇帝的话，等到冯回到南京后，筹安会和其他帝制把戏一幕一幕地登场，冯大为不满，认为袁不该玩他，不该欺骗他，所以时发牢。袁、冯分家的谣言便甚嚣尘上，迄日本报纸大加渲染后，冯遂不得不发表一个通电以辟谣：

“国璋自光绪丙午年以一侯选知县投效新建陆军，我大总统一见，谬加赏识，即奉派为全军督营务，由于追随历廿载。推心置腹，肝胆共见。前清之季，-擢至副督统。嗣是总师，建节荣膺爵赏，无一非自我大总统之提携、训诲……分虽僚属，谊犹家人，饮知源，山知觉。此以私情言之，国璋之对于我大总统，受恩重，而实为当世所共见者也。至于中国近岁以来，内外忧纷乘环，当此存亡绝续之，有扶危定倾之才，舍我大总统其谁与归！柄璋非但默识于心，即平日与友人谈，为下诰诫，亦莫不谓……当今之世，惟我大总统为中国一人。此以公谊言之，国璋之对于我大总统，为心悦诚服而堪为举世共信者。夫以心悦诚服受恩重之人，而至谓其忽萌异志，甚至谓其甘心附，抑何太悖于情理而大拂乎人心乎！以后遇有此等谬说，不屑一一置辩，闻者视为梦呓可也。……”

不过辩诬有时越辩越坏，有时且假成真，有时竟化小为大，冯的辩诬便是这一类；袁本来就不放心他，又有这次真假参半的谣言，乃于12月18日调冯为参谋总长，拟以倪嗣冲或张勋继任苏督，冯岂不知这是调虎离山之计？他的老朋友——段祺瑞在京受了变相的禁就是他的前车之鉴。他老早与段有“亦趋”之约，那时段称病请假，冯亦称病请假，段一再续假，冯亦一再续。此病人人有（帝制派当然除外），梁启超也病了，蔡锷也病了，徐世昌也病了（参政院院长一席汪大燮代理），此病无以名之，名之曰：“传染的政治病”。

帝制运动如火如荼之际，遭遇到一个现实问题，便是何筹款用为帝制活动。当时财政万分困难，主要收支都受制于外国银行，自然不能从国家经费上挪用。正在巧妇难为无米炊时，有人向袁克定献议，动鸦片烟脑，这时正是江苏、江西、广东三省私烟猖撅，内务总长朱启钤和税务督办梁士诒报请袁遴派专人驰赴苏、赣、粤三省办理查禁事宜，袁乃派袁克定推荐的蔡乃煌为三省禁烟特派员。蔡任这个职务是有暗盘的，他向袁克定保证筹款300万为帝制运动费，这个暗盘经由财政总长周学熙担保，所以才有这人事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