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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老弟大鉴：两年来，承公笃念故人，礼隆三聘，频电咨访，累劳存问，令仆丧毕，必至京师，猥以居庐，莫酬厚意。今当大变，不忍三缄，栋折榱坏，侨将压焉，心所谓危，不敢不告，惟明公垂察焉。自筹安会发生，举国然，吾窃谓今之纷纷者，皆似锁国闭关之所为。皆未闻立国之本，又未筹对外之情势者也。夫以今中国之岑岑也，苟能救国而富之，则为共和总统可也，用帝制亦可也，吾向以为共和、立宪、帝制，皆药方也，药方无恶，以能愈病为良方，治无恶，以能国为善治。若公能富自立，则虽和而称帝，若拿破仑然，国人方望之不暇。若不能自立，则国且危殆，总统亦不能保，复何纷纷焉？自公为总统以来，政权，过于帝皇，以共和之国，而可以无国会无议员，虽德帝不能比焉，威权之盛，可谓极矣。然外蒙、西藏万里割弃，青岛战争，山东蹂躏，及十五款之忍辱，举国震惊，至第五项之后商，共忧虏。中国之危至矣，人心之怨甚矣！方当欧战至酣，列日夜所厉者武事也，忽闻公改行帝制，日夕所筹备者典礼也，行事太反，内外震骇，遂召五国涉，一再警告。及遣大使东贺加冕大典，路传闻，谓于割第五项军政、财政、警政、兵工厂外，尚割吉林全省及渤海全疆，以易帝位，未知然否？然以堂堂万里之中国元首，称帝则称帝耳，不称帝则不称帝耳，虽古詈莽、，然力能自立，安有听命于人如臣仆者哉！……今仆为中国计，为公计，有三策焉：闻公昔有誓言，已买田宅于敦，若黄袍加，则在洹上，此诚蹈之节，远识之至也。若公禅让权位，遁迹海外，啸歌敦，漫游欧、，旷观天地山海之大，娱游其士女文之，岂徒为旷古之蹈，肆志之奇乐，亦安中国，保名之至计也，为公孙室家计，无以逾此。今既为左右所误，谬受大位，遂致内外拒，威信隳矣。然今为公计，为中国计，仍无以易此。明哲保，当机立断，策上之也。次则大布明令，保守前盟，维持共和，严责劝文武僚吏之相误，选举伪冒民意之相欺，引咎罪己，立除帝制，削去年号，尽解暴敛，罢兵息民，用以靖国民之怒，邻好之言，或可保救亡，然大宝不可妄，天下不能轻动！今者民心已失，外侮已，义旅已起，不能中止，虽退保总统之位，亦无效矣。虽言和，徒见笑取辱耳，必不可得矣。惟公审之！若仍逆天下之民心，拒列之责言，忘誓背信。行冒险，不除帝制，不革年号，聊以自娱；则诸将云起，内变飚发，虽有善者，莫能助，虽走，无路可走，王莽之渐台，董卓之-坞，为公末路！此为下策。以公之明何择焉？公之安危，在于今日，决于此举，及今为之，犹可及也，过是为之，亦不可得矣。悔思仆一言，则无能为计矣。往者外论有拥仆为总统之事，此诚有之，然仆力拒，亦与癸丑之夏同也。仆一书生耳，终日以读书为乐，懒于接客，畏览公牍，癖耽书画，雅好山，自以为南面王之乐，无以比之，而甚畏事权也。仆自释褐时，未尝一到署，但忧国危，不得已而发狂言，亦如今日耳。当戊戌时，仆毗赞大政，推毂大僚者十余人，而己未尝受一官，上意命军机，亦未尝受。前年某大党势焰弥一国，吾为党魁，且推为总理，吾亦力拒不受，且嘱党人切勿投票相举，此皆公所知也……仆人不可受总统，犹公之不可受帝号改元年一也。我惟不为总统，故敢以规公亦并谢示，运有荣悴，时有穷通，惟我与公，正可互相劝勉也。追昔学之会，饮酒谈，坐以齿序，公呼吾为大哥，吾与公兄弟也。今同会寥落，死亡殆尽，海外同志，惟吾与公及沈培、徐人尚存，旧欷-，今诚不忍见公之危，而中国从公而亡也。《传》曰：‘忠言逆耳，药石也。’《书》曰‘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仆度左右之人，明知阽危，不敢逆耳，窃恃羊裘之故人，廿余年之旧，当中国之颠危，虑执事之倾覆，日夕私忧，颌颌愚计，敢备药笼，救公急疾。吾闻君人以德，小人人以姑息，今推公者，姑息之-也。《传》曰：‘-不如药石。’惟智者能预见事机，惟善人能虚受善言。不胜冒昧屏营之至，惟公图之，伫闻明诲。北风多厉，维新，为国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