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治之以本，使小民吉凶一循于礼，投巫驱佛，吾所谓学校之教明而后可也。治之以末，倡优有禁，酒有禁，除布帛外皆有禁。今夫通都之市肆，十室而九，有为佛而货者，有为巫而货者，有为倡优而货者，有为奇技巧而货者，皆不切于民用，一概痛绝之，亦庶乎救弊之一端也。此古圣王崇本抑末之。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来，商又使其愿于途者，盖皆本也。

治天下者既轻其赋敛矣，而民间之习俗未去，蛊惑不除，奢侈不革，则民仍不可使富也。

之楮当金银之用，此一时之利也。使封域之内，常有千万财用转无穷，此久远之利也。后之治天下者，常顾此而失彼，所以阻坏其始议也。

有明行钱法而不能行者：一曰惜铜工，钱既恶薄，私铸繁兴。二曰折二折三，当五当十，制度不常。三曰铜禁不严，分造皿。四曰年号异文。此四害者，昔之所同。五曰行用金银，货不归一。六曰赏赉、赋税，上行于下，下不行于上。

昔之害钱者四，今之害钱者六。

钞起于唐之飞钱，犹今民间之会票也，至宋而始官制行之。然宋之所以得行者，每造一界，备本钱三十六万缗，而又佐之以盐酒等项。盖民间得钞，则以钱库；得钱，则以钞库；得盐酒，则以钞诸务。故钞之在手，与见钱无异。其必限之以界者，一则官之本钱，当使与所造之钞相准，非界则增造无艺；一则每界造钞若，下界收钞若，诈伪易辨，非界则收造无数。宋之称提钞法如此。即元之所以得行者，随路设立官库，贸易金银，平准钞法。

有明宝钞库，不过倒收旧钞，凡称提之法俱置不讲，何怪乎其终不行也！毅宗言利之臣，不详其行坏之始末，徒见尺楮张纸居然可当金银，但讲造之之法，不讲行之之法。官无本钱，民何以信！故其时言可行者，犹见弹而求炙也。

何谓习俗？吉凶之礼既亡，则以其相沿者为礼。婚之筐篚也，装资也，宴会也：丧之殓也，设祭也，佛事也，宴会也，刍灵也。富者以之相，贫者以之相勉矣。

然诚使停积钱缗，五年为界，敛旧钞而焚之，官民使用，在关即以之抵商税，在场即以之易盐引，亦何患其不行！且诚废金银，则谷帛钱缗，不便行远，而括尺寸之钞，随地可以变易，在仕宦商贾又不得不行。德不言钞与钱货不可相离，而言神设教，非兵饷之用；彼行之于宋、元者，何不考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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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今日之钱，不过资小小贸易，公私之利源皆无赖焉，是行钱与不行等也。诚废金银，使货之衡尽归于钱。京省各设专官鼓铸，有铜之山，官为开采，民间之皿，寺观之像设，悉行烧毁局。千钱以重六斤四两为率，每钱重一钱，制作工，样式画一，亦不必冠以年号。除田土赋栗帛外，凡盐酒征榷，一切以钱为税。如此而患不行，吾不信也。

何谓奢侈？其甚者，倡优也，酒肆也，机坊也。倡优之费，一夕而中人之产；酒肆之费，一顿而终年之；机坊之费，一衣而十夫之。

有明行钞法而不能行者，崇祯间，桐城诸生蒋臣，言钞法可行，岁造三千万贯，一贯直一金，岁可得金三千万两。工侍郎王鳌永主其说，且言初年造三千万贯，可得五千万两，所既多，将金与土同价。上特设内宝钞局，昼夜督造，募商发卖，无肯应者。大学士蒋德言，以一金易一纸，愚者不为。上以皇帝之行钞难之。德曰：“皇帝似亦神设教，然赏赐折俸而已，固不曾用之兵饷也。”

财计三

何谓蛊惑？佛也，巫也。佛一耳，而有佛之室，佛之衣，佛之役使，凡佛之资生用无不备，佛遂中分其民之作业矣。巫一耳，而资于楮钱香烛以为巫，资于烹宰以为巫，资于歌婆娑以为巫，凡斋蘸祈赛之用无不备，巫遂中分其民之资产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