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不杂则不利，长兵以卫，短兵以守。太长则难犯，太短则不及。太轻则锐，锐则易乱。太重则钝，钝则不济。

——司马穰苴《司马法》

2000多年前，秦人的军队将中华文明推进到一个史无前例的转折点上。然而，在史学家司马迁的笔下，秦军攻城略地、杀人如麻。秦军，这支令人生畏的军队，果真是依靠残暴和野蛮统一了中国吗？

1974年，在秦始皇兵马俑坑中发现了大量的兵器，对这些兵器的研究，让人们逐渐看到了秦军鲜为人知的一面——司马迁未曾记录的那一面。

——青铜秦剑的魅力

中国先秦时代是青铜器的鼎盛时代，在更早以前，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中国就已经开始出现铜的冶炼。在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和临潼姜寨遗址都有铜的使用痕迹，考古学家根据河南偃师二里头夏代文化遗迹的发掘，发现夏代青铜器的铸造技术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在二里头发现的“乳钉纹平底爵”，是采用铜、锡、铅三种元素的合金制造青铜器，只有约0.1厘米厚，在那个时代还没有发现比它更精美的青铜器，“乳钉纹平底爵”也是我国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

商、周时代，中原地区青铜的冶炼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准，“司母戊大方鼎”连耳高137厘米，重达875公斤。商、周时期的铜器主要是青铜器，青铜是红铜、锡和铅的合金，熔点在700－900c之间，比铁耐磨且容易铸造，化学性质也比较稳定。

当时人们使用不同的铜锡配比，来制造种类繁多的铜器。据《周礼-考工记》记载，铜有六种不同的配比分别对应六种不同的用途：

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

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

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

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

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

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

锡含量的多寡，决定了青铜制品的硬度和强度，锡越多，青铜制品就越硬，但也变得更脆。难能可贵的是这六种不同的配比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常科学的。

青铜兵器的生产与制作在睿智的工匠手中逐渐达到了顶峰，1965年在湖北楚墓中出土的越王勾践剑，上有“越王勾践自作用剑”八个鸟篆铭文，剑身用菱形花纹装饰，剑格处则镶嵌有蓝色琉璃和绿松石，虽然埋藏在地下2000多年，但仍然光彩夺目，锋利无比，一剑割去，十余层纸瞬间即裂。在商、周时代，青铜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相比而言，当时铁的应用则狭窄得多了。当时的人显然已经意识到铁比铜锋利，只是没有寻找到更好的制铁方法。纯铁在自然界中是无法存在的，因为铁极易氧化，只有铁镍合金才不易腐朽，而在陨铁中则含有镍，这使人类利用陨铁成为可能。

3500年前，古埃及人学会了利用陨铁。中国人也很早就学会使用陨铁，在1972年10月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发现一件铁刃铜钺。据科学家考证，这件铜钺大约在公元前14世纪前制成，其成分即是由陨铁构成。但是自然形成的陨铁数量实在太少，使铁的应用无法普遍。

人类慢慢才学会了冶炼铁。铁矿石在1000c左右被还原变软，沉在冶炼炉底，得到的就是熟铁。铁块比较柔软，类似海绵样，含有许多杂质，必须要经过锻打才行。这种“海绵铁”产量很低，而且得到的铁器还不够坚固。古代波斯的铁兵器就是被如此打造出来的。

中国人的智慧在制铁方面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发明了皮囊鼓风技术，使铁的冶炼温度提高了200c，得到了杂质更少的液态铁水，冷却后就是生铁。这种使用了高温液体还原法的技术，极大地提高了铁的质量和产量。生铁硬度比熟铁高，但比较脆，不适于展接和锻接，而适于用铸范，可以浇铸成各种铁器。

中国的先民们的冶铁遗迹大量存在，在河南省的西平县，考古学家们发现了大量古人炼铁的遗迹。2000多年前，这一带是韩国的冶铁中心。在山东齐国都城临淄，仅冶铁的遗址就有四处之多，最大一处达到40多万平方米。当时的铁器生产已经有了相当规模，但是生产出来的铁主要用来浇铸农具、工具、食器，而无法作为武器。因为铸铁过于脆弱，一经碰撞就会折断。制作兵器只有通过柔化、锻造、淬火等技术对生铁进行处理，才会使生铁铸件变得更有韧性。

这些技术进一步促进了春秋战国时代兵器工业的发展，其中发明鼓风竖炉、高温液体还原法的技术比欧洲早1800年。春秋晚期又发明了渗碳钢技术，通过使用木炭反复加热铁块的方法，使铁的表面渗碳，然后锻造成渗碳钢片，最后再加工成各种兵器，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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