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了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的手。难以置信的是教授竟哭起来了。看着这个大、壮、的汉在泣，真是于心不忍。阿列克谢不由地把一缩，蒙上被。

“临行前他来到我面前。他告诉我他参加了民兵，问我工作移给谁。他那时在我这儿工作。我非常震惊，竟把他大骂了一顿。我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候补医学博士，一个有天分的青年学者非要去舞枪炮不可。可是他说——这句话我每一个字都记得——他对我说：‘爸爸，候补医学博士舞枪炮是常有的事。’他是这么说的，接着又问：‘把工作移给谁？’我只要拿起电话，就什么，就什么也不会发生了，懂吗，什么事都不会有的！知吗，他是在军医院里工作，在我这里当一个门的负责人……不是吗？”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沉默了，只听见他沉重的呼哧的呼声。

“……不要这样，亲的，您不要这样，把手拿开吧，我知您动一动会有多痛……是的，我整整想了一夜，琢磨该怎么办。您知吗，我认识一个人，您知我要说什么了。他有个儿，是军官，战争初期就阵亡了。您知这个父亲的怎么办——他又把第二个儿送上前线，让他当战斗机飞行员，那是战争中最危险的职业……当我想到这个人时，我为自己的私虑到害羞，这样我就没有打电话……”

“那您现在后悔了！”

“不。难这能叫后悔吗！我一面走一面在想：难我是杀死自己独的凶手吗？否则他现在就在这里，与我在一起，我俩能替国家许多有益的事情呐。他是一个真正的天才：活泼、大胆、引人注目。他会成为苏联医学界的骄傲……只要我当时打个电话！”

“您后悔您没有打电话啦？”

“您在说什么呀？唉，是啊……我不知，不知。”

“要是这一切都再来一次，您会重新选择吗？”

一阵沉默。只有睡熟的人的均匀的呼声，床垫有节奏的吱咯声（显然，教授在冥思苦想，举棋不定）以及气里的不时的动声。

“到底怎么办呢？”政委问，语调里无限的温。

“不知……我不能上回答您的问题。不过，我想，一切再来一次的话，我恐怕还会那样的。我不是什么好父亲，可也不会是什么坏父亲……战争啊——这是多么可怕的东西……”

“请您信我一言：别的父亲听到这样的可怕的消息也并不比您好受。是的，不会比您好受。”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默默地坐了好久。他在思考什么？在这漫长难忍的时刻里是怎样的思虑在他那的布满皱纹的额里过？

“是的，您说得对！他并不好受，不过他还是把第二个儿送去了……谢谢，亲的，谢谢，亲人儿！哎！还谈什么哟……”

他站起来，在床边立了一会儿，关心地把政委的手放好、盖好，掖好他边的被默然走病房。

夜间政委的病情恶化了。他失去了知觉，一会儿在床上翻来覆去，磨着牙齿，大叫大喊；一会儿又安静下来，忽地直腰板。大家到他的死期来临了。他的情况糟糕透了。所以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他自儿去世那天起，就从那又大又空的公寓里搬了医院，如今他睡在自己那间小办公室的油布沙发上）吩咐用屏风将他与其他病人隔开：大家知这是将病者送到“五十号病房”之前的惯例。

后来借助于心剂和氧气的力量，他的脉搏才正常起来，值班医生和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去睡觉。克拉夫奇雅-米哈依洛夫娜一人留在屏风那边，她惊恐不安，满脸是泪。密列西耶夫也未睡，他恐怖地想：“难这就完了？”政委仍旧痛苦不堪，他翻着，在梦中一边偏执地，一边沙哑地说着什么。密列西耶夫觉得他是在要求：

“喝，喝，喝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