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被洪冲刷完土地后，又没有得到官府的赈灾，那些地主豪们又毫无顾及的征收租，顿时把百姓给惹了，反正都是个死，不如反了再说，先抢了你的粮吃饱了再说，如实乎，在那些土匪地挑拨下，山东省就这样反了。谷振东的大军在镇压土匪的同时，又为了安抚民心，置了几个罪大恶极的地主，本来这件事本就没有什么，但是在有心人的挑动下就不一样了，更何况挑动的人还是个大人呢？

晚明时期，山东是一个社会与经济的极端繁荣的省份。像济宁这样的城市在天启末就已经繁荣起来了；作为地区货集散地的大运河畔上地临清，尤其繁荣。还有一些富裕地乡区，例如淄川，为大地主所控制。但是，这个省的中，泰山与沂蒙山周围地区，以及西南地区，却相当贫困，在天启年间年代经常遭到饥荒地袭击。西南地区的地主并不太富裕，但有很的自卫能力，住在有家兵和沟垒防护的“家庄”中。许多人习惯以劫掠为生。横贯山东西的、从北京到徐州的东去大，整家整家的人――甚至整村整村的人，以抢劫为主要生活来源。滕县与兖州府会之间那令人生畏的驿路上的旅客们，如果能够逃脱“响”的袭击，那真是要谢苍天有了；如果其车没有陷泥淖，以致被村民以租借牵引用的骡为由而横加勒索，那也真是万幸。

与山中土匪和起义军为敌的是乡绅及其联盟，但他们在横暴残忍上与其敌手差别不大。这地方武装很像封建团，都有很好的训练，常常带有厚的个人忠诚彩，一般以忠于乡绅领袖的队或家丁为主力。邹县豪鱼维新，拥有一支八百名步兵的武装，纪律严明，随时可以与正规军一同作战。嘉祥县的名刘君多尔衮暗传消息时期征集并训练了一支三万多人的“义勇”。

许多这地方地主武装，特别是山东西北的地主武装，被征调去攻短命的大顺政权。李自成占领北京后，派了许多军官和地方官，到山东各乡、县的都会去接原政权。他们把在北京用过的拷饷追赃的办法又用到了这里，首先被驱集到一起的就是乡绅。例如，在兖州（这里是明朝鲁王的封地），大顺的首领们取得了被叫“无赖”的下等阶层的支持，来打击乡绅。济宁，郭志伟为大顺政权接了此地，他把官僚、生员和富民囚禁起来，拷掠赎银多达四十八万两白银。当他们占领了运河与山东――北直隶间驿的接合的德州后，这行为变得特别地残酷无情。崇祯十七年，那里的乡绅在著名士大夫天启年间的士谢升率领下，起兵反扑。后来，在北京城吏衙门里，搜到谢升在给清军的信中说到：“臣等鼓励阖州士民，磔伪州牧吴徽文，伪防御阎杰，誓众登陴，激发远迩，共诛闯贼，所置伪官贼将郭升丧胆西遁，谨扫境土，以待天庥。”

谢升在赶走了大顺军官后，与乡绅们共同邀请了一位明朝皇亲朱师钦，让他以“济王”的名义统辖这一地区。他的名义下，他们鼓励了其他地区的绅士也组织乡兵，攻大顺军队。谢升的同窗、前兵侍郎谢启光的领导下，这个城镇的两千居民赶走了大顺的统治。繁华的淄川，前翰林学士、士孙之獬倾其家财，组织训练了一支地方武装，借此保卫了他在亲戚邻里，并从这个地区把大顺军队赶了去。

本来，李无庸山东，皇后刘玲儿也是山东人，朝廷次辅、当朝国丈刘谦与山东不少人的关系都还不错，在当初听说李无庸占领江南的时候，山东诸人都是弹冠相庆，纷纷说山东了皇帝，只可惜的是，当他们知李无庸在江南实行的是土地收归国有，士绅一当差、一纳粮后，这心情也就淡了下来，而当他们知衍圣公孔胤植京受到顺治帝的情接待，还继续担任太太傅袭封衍圣公后，当下从那里得到信心，如是乎在这位衍圣公的游说下，毫不犹豫的向北京的顺治写了效忠书，也联合起来对付了山东的谷振东大军，而谷振东在土匪与地主豪的围攻下，也损失了不少。山东局势再次陷了糜烂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