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呢？”女营业员又一次摇并接着对我说：“你怎么跟没睡醒似的！”

“一张就行了？”

“兄弟，没睡醒了吧？梦游呢你？”

虽然我说了对不起，可车上的人还是你一句我一句的对我的过失提了不满，公车的司机也大声对我说：“发什么神经你？！先跟我老实呆着，等到了站再下！”

“对不起啊！就汇两百。”我对看都不看我的女营业员说。

我终于奈不住了。“你说谁神经病呢？”

“签好了，给。”

“我就说你了，怎么了？一大早的你来我这找乐呢是不是？别以为你穿个破军装没人敢说你。”

“穿军装怎么了？你不也穿着为人民服务的制服吗？可你这什么服务态度啊？”

认真地将熟悉的地址填好，我伸手将汇款单递给了前的营业员。

“你看他那样！”

女营业员看着已经向我走来的保安说：“你快！”

“这人有病吧？”

“不劳驾您了大伯，我自己会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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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下公车后，我没有急着返回找卖包的大咨询相关开店的问题，而是直接走了附近的一家邮局。在等了大约一个小时后，我第一个走到了邮政局营业厅里的柜台前。

作为浙江省会的杭州城，虽说繁荣的经济蒸蒸日上，可路通方面却不容乐观，一大早的路上尽是车，将本来就不宽的路堵的不通。无奈，我只能原地打坐空等下一站的接近。我无聊地翻着手中的报纸，还没来得及细看之时，袋里的手机响了起来。在上海军医学院读书的谷玲打来电话，即便是谷玲只在电话里向我简单地问了句好，但放下电话的我还是清醒的意识到，我给她弟弟妹妹寄生活学习费用的日又到了。摸着袋里仅有的两百元钱，那是刘嘉俪省吃俭用留给我的零钱，何况嘉俪她还不知我和张志伟一直在资助着陕西的贫困学生。我该如何向她解释？她是否又能理解？这些我都不得而知。

“对不起我钱没了，不会是刚才在公车上让小偷给……”

柜台里一位年轻的女营业员也不抬的对我说“多少？”

没等我说完，女营业员看着正焦急的我大声喊：“保安！把这个神经病给我拉去！”

“同志，麻烦您给我拿张汇款单？”

“在背面签个字！”营业员显得有不耐烦。

一个50岁左右的大伯在女营业员的威严下迈着笨拙的步伐走到我的面前用手拽着我的衣角。“对不起小伙，你先去吧？”

“什么跟什么啊？我问你汇款多少？”营业员边说边摇。

站在邮政局的门前，从气愤中冷静下来的我却怎么也想不起来我袋里的钱究竟是怎么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