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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一农(资料摘于《綦江文史资料》中王帮灿所写<王一农其人其事>)生于一九零八年,永新升平乡人。是永新、升平近代一个很有名气和带有传奇色彩的人。
王一农的父亲王绍泉,从祖宗手头接下来的只有八斗租的田土和几间破草房,拼死拼活干也养不活全家五口人,只好在升平场上租一间房来开茶酒馆谋生。王绍泉本着“穷不丢书,富不丢猪”的古训,尽管生活艰辛,仍送大儿王在中、二儿王在华进了私塾读书。但赶场天必须提篼篼卖瓜子花生,可以说是最早的“以商助文”。还给三个儿子另取了当时颇具新潮的名字:一中、一农、一工。王绍泉给儿子们取名字可不是一时心血来潮,在二十年代大革命高潮时期,地处川黔交界山区的綦江县在全省最先建起了共产党组织,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动,被统治四川的军阀刘湘列为“赤化区”。王绍泉则被推选为升平乡农民协会会长。一九二六年,在地下党组织领导下,王绍泉等组织附近几个乡的农民一万多人,集中升平场,进行了一次浩浩荡荡的“五一”反封建反军阀大示威游行,轰动了全县。
一九二六年,年满十八岁的王一农,与张淑华结婚近三天,便被送到江津当学徒做生意。一年以后被介绍到重庆过街楼民生福钱庄打杂,帮綦江盐商办“渝票”,将现洋汇往自贡盐厂,从中收点手续费过活。晚上住在钱庄当义务看守。他干了近一年,眼见钱庄白花花的大洋像流水一样进出,花了眼睛,萌生歹意,由夜间防盗者变成盗窃者,犯下了他一生中第一次罪过。他在晚上趁无人之际,偷了钱庄一张汇票,勾搭上贵州来的妓女李淑华,在校场口兑成5000元现洋,一同乘轮船逃到宜昌,在汪家巷佃房同居。一年后生下他唯一的儿子王邦共,三口人到也逍遥自在。
在宜昌,与王一农同院住着川军二十六师郭汝栋部的一位连长,叫李座均,见王年轻英俊又无所事事,就介绍他考上了宜昌警备司令部文书上士,这是一九二九年秋的事。后来他又通过李连长结识了川北刘湘部独立二旅旅长兼宜昌警备司令葛子玉。交往中,王一农使出了巴结上司的手段,不久便提升为宜昌警备司令部军法处上尉三等书记官。
当上了军法处书记官,王一农胆子越来越大,利用检查川江来往轮船的机会,结交一些船兵和大副,开始做起鸦片和枪支生意。他从宜昌买鸦片藏在轮船上,运到上海销售;又从上海买手枪到重庆出卖,两头赚钱。为了便于他做黑道生意,又在宜昌参加红帮,在上海宴请过闻名全国的帮会头目杜月笙、黄金荣等。他从此开始了贩毒生涯。
此后不久,刘湘被任命为长江上游“剿匪”总司令,驻扎宜昌,将宜昌警备司令部改组为“剿匪”总司令部。王一农随之成为总司令部军法处的书记官。有一次他参与了对一个叫王近山的共产党员的审讯,不久王近山越狱逃跑。第二天,他同一个稽查处的便衣,在街上面对面碰见了化了妆的王近山,那个便衣稽查要把王近山抓起来。王一农犹豫了一下说:“算了吧,他和我们一样都是为民众办事的,早不见晚见。”放走了王近山后,当然少不了请这位稽查吃喝一顿。这恐怕是王一农一生中做的第一件好事。重庆刚解放,王一农就认出当时任川东军区司令员的王近山将军,就是他放走的第一个共产党员,但他没有勇气去见他。
一九三零年秋,长江上游“剿总”撤销,刘湘被蒋介石任命为四川善后督办,王一农与相依几年的李淑华分手,回到重庆任督办署军法处上尉一等书记官。这时,王一农一心想发财。为了便于继续做黑道生意,他又同人合伙办了一个“致远轮船公司”,同时,又大肆贪污。当时四川军阀继续混战,各方伤亡惨重。督办公署军法处负责监督刘湘二十一军阵亡官兵“血偿”的发放,也就是审核抚恤费,凡阵亡一名排长发400元大洋,连长500元……。王一农就拉拢军法处两名军官和经理处一名军官,组成贪污集团,从各师报来假阵亡“血偿”中,硬吃百分之四十的回扣。王一农先后从中分得赃款十多万大洋。有一次,六师长范绍增(即范傻儿)信手开列一长串“阵亡”名单,要王一农帮他领一万多元的“血偿”,王一农领到手后一人独吞。范傻儿追问时,王一农笑嘻嘻地说道:“你范师长还会少这点钱用,就算送给兄弟们打几圈麻将。”范傻儿竟然哈哈一笑便了之。
王一农所攫取的钱财,不少用在*和赌博上,后来竟染上严重的花柳病,虽然医好,但断绝了生育。他善于用打麻将结交朋友,原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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