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的一次禁毒行动。但奇怪的是，他禁止别人鸦片，自己却染上了毒瘾，每天要注两支吗啡针才过瘾。三是拖上面来壮丁。县兵役科派员来抓壮丁，他就大咧咧地说：“你回去告诉你们科长，军政兵役署长翁小斋是我的好朋友，就说我讲的，这回生平乡就免了。”有一次，县兵役科长亲自来督，王一农就把他请家里吃喝，打麻将故意输给这位科长800多元，然后说：“这回的壮丁款就抵除了。”得这位科长哭笑不得。有时得没法，就钱买七、八个兵痞去抵数，叫他们开小差回来又去抵。这几个人竟成了“卖兵专业”。据王一农本人讲，他先后就使全乡少抓400人当壮丁，也就是使400多农免除了家破人亡的灾难。四是反对驻军扰。一次国民党正规军一个连窜到木瓜溪抢军粮，王一农闻讯大怒，以警备司令军警督察长的份，命令乡巡查队（有30支手枪和冲锋枪）将这一连只拿麻布袋和少量武的正规军赶走。后来王一农获得县政府授予的“模范乡长”称号。

抗日战争后期，为了便于在县城活动，王一农辞去乡长职务，改任县参议员。对于渝南中学内的共产党员活动，他只有觉而不知其详，又取文成中学两次抓人的教训，利用关系注意綦江特务机构的动向。一听到要在渝南中学抓人的消息，他就赶回升平，毫不声张，独自一人在校园假装散步，碰见教师就自言自语地说：“听说稽查要到学校抓共产党哩！哪有这么多共产党啊？”或者在晚上请几个教师吃饭打牌，将消息透去。这一手真绝，既避免了与共产党通风报信之嫌，客观上使学校地下党负责人立即决策，将暴的党员撤走，让特务扑空。一九四五年六月，他听说特务要抓学校的陶青善老师，便立即写信派人连夜到校通知陶老师。陶闻讯后在寝室内布置成正在睡觉的假象，从窗逃走。第二天中午待特务赶到，撞开门去一看，被底下仅是一个木箱。只要在学校内没有抓到共产党，王一农就好在军政首脑面前待。

一次，他在县城内同綦江县银行负责人吴尧阶、周绍溪和陈希龄等聚会，就县银行面临破产问题行商谈。正好桥河机械厂（现齿厂前）派厂警用手枪着董事长吴尧阶提款，王一农大怒，给厂警狠狠一耳光，大骂：“提款就提款，拿手枪比起啥？又不是土匪，明天来拿，老包了。”王一农果然筹款给了机械厂。吴尧阶等趁机将县银行给王来办，由王一农当董事长兼经理。他又将姚素蓉接县银行安家。县长见王一农颇有经济实力，又任命他当经收（类似粮局）主任和税捐（相当于现在的税务和财政局）长。王一农又把势力伸向帮会，成了“一步登天”的綦江袍哥义字号总舵爷。又到重庆600大洋，拜全国青帮第二十代祖师爷张树森为徒，一变而成为县青帮辈分最的，先后有一万多人拜在他或他的徒徒孙门下。后又买一辆式吉普车，由保镖跟随到闯。这一来，王一农成了綦江集军、政、财、学、帮于一的显赫人。

在政治上，他支持的是綦江国民党，与青年党对立。他利用帮会势力，在县参议会帮国民党人士竞选参议长。一九四七年，吴举宜竞选国大代表，王一农包升平乡全票选吴。后来吴举宜开玩笑地对王一农说：“你包的升平乡还是少了一票。”王一农说：“我查了，是一个青年党员投了刘华一票。”对于共产党，只要是他熟悉的朋友，还是尽力加以袒护。一次他在汽车站碰见风尘仆仆坐吉普车从重庆赶来的军统特务叶本寿（古南镇人，解放后自首），王一农问他忙啥？叶本寿偷偷告诉他：“来抓你们银行副经理陈希龄，他是共产党。”王一农说：“他在县银行，昨晚熬夜打牌，还未起床，跑不了，来喝杯酒再去抓。”叶本寿见王一农降尊以就，就兴兴同王在天津馆吃喝，待酒醉饭饱，叶本寿去抓人时，陈希龄早已溜之大吉。原来是王一农陪叶本寿吃喝时，已经暗叫保镖通知陈希龄：“五分钟内离开县城。”

王一农担任这么多要职、缺，自称在县里从不贪污，连薪金也不领取，甚至倒贴开支。但他大肆挥霍的钱才从何而来？完全是从黑生意上刮取的。他一九二八年从宜昌开始，几乎未断绝过大烟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