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行政手段和工作人员工作简单、暴，有时搞得飞狗的，和群众关系搞得非常张。

计划生育，时时松，造成在整个计划生育期间有几个超生峰年份，人控制不均衡。

平坝只生一个，山生两个，这就使生存条件差的地方人控制得松。也就是使生存条件差的地方人增加。人越增加就越穷，生存环境就越差。应该任何地方都只生一个，如山上人减少了，人们就可拣好的地方，不完的就尽量退耕还林。这样既保护生态，增加森林覆盖率，又减少贫困人。人在可能的情况下，应向生存条件好的地方倾斜(但不是多生)，生存条件差的就让给大自然。

用罚款手段为主要手段搞计划生育存在多方面的弊病。多生了就罚款，直接作这一工作的基层政府要对罚款行分成，要得到相当比例罚款，就造成下层政府为了多得罚款，又放又抓。有人超生才有罚款，无人超生就无款可罚，罚款量又是个松带，掌握在执行人手里，因人而论，可多可少(官腔话是情况理)，人们就会拉关系，走后门，行贿受贿，又是腐败的温床。罚款不账，暗收暗支。永新也清查到一些人，没清查到的就不知是什么情况了，反正群众对此工作颇有非议。

有钱的就可超生，超生一个也好，两个也好，拿钱就是。特别穷的更不怕，超生两个三个又有什么，你把我无办法，上只有天，下只有地，中间就是几个要吃饭的人，随你罚多少，反正没得。只有中间的人怕，平时还平淡的过得了，如超生罚款，势必生活要搞张，有所顾忌，不大敢多生。

计划生育是对人类自的生存和发展负责。全世界都应实行，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增长。人减少了，什么温室效应，全球变，粮短缺，通拥挤，环境污染，一块都会自然好转。

一九七四年，又在农村搞“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普遍行“斗敌、批资、整斑”。全县有1260多名基层被分、撤换。作为“敌人”来斗的群众就更多了。当然，其中多数还是每个运动中的历史“敌人”。

一九七零年九月开始的还有个“批陈整风”运动。一九七一年五月起有个“批清”运动。九月十三日林彪事件发生后，又有“批林整风”运动、“批林批孔”运动。一九七五年下半年天安门事件发生后，又有“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大批“正在走的走资派”运动。反正在氏执政的阶级斗争年月是大运动小运动，长期运动阶段运动，普通运动重运动，没有一天安宁。

英明的领袖为什么有那么多该打击的不拥护者？英明的决策为什么有那么多不愿执行者？不是叫“要相信群众相信党吗”为什么有那么多党的级领导，各级以及那么多群众不得相信？不是有“不会有无缘无故的，也不会有无缘无故的恨”的辟论断吗？那这么多反对自己的“敌人”、“坏人”又是什么缘故产生的呢？

綦江县志上这样记载：历时五年之久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是极左思想指导下行的。据一九七五年和一九七六年开展运动的47个农村公社、4个场镇、3个厂矿的统计，共批斗地富反坏分和“新老资产阶级分”2154人，收回社员自留7335亩，批判资本主义典型2980佘人，分和撤换基层1260人。

一九七六年秋的一天，泽东的死讯传到了清溪河畔，开听到这一消息，人们都不敢声张，心怕消息不准确，轻意说主席死，是会成反革命的。人们的思想已成了惯。大家怀着忐忑的心情，暗暗的试探着打听。随着一遍又一遍的播诵讣告，人们才敢奔走相告：泽东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