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是荆湖南路经略使何自的儿何戎，他是广南宜州人，文章切中时弊，对广南多民族环境的施政提了比较中肯的看法和意见，并对当地的产行了分析，提因地制宜地发展当地经济的设想，表示愿意到广南一带任职，广南一带当时算是相当贫瘠的地方，我当然也同意了。文科三甲的官职居然不如一些名次远不如他们的考生，看起来有些搞笑，但谁都明白，我其实是在培养、历练他们，他们的前途不可限量。

但不怎么说，此人才学上是很了不起的，只要用对地方，必有大作为。这也是当前各级官员的通病，而这次新式科举考试，无疑是我改变官员选、任用制度的关键之举。

而榜是庆元府考生余耀庆，他居然别心裁，提一个舟山渔业的发展规划，还提了远洋捕捞的设想，建议朝廷组建起一只远洋捕捞船队到外海作业，并对可行了分析，提冬储冰夏捕捞的经济。这是个叉人，我当他担任了舟山知县。

吁地赶到，我指着那些图书说：“这书籍立即刊印，首期三千五百，你们在报上宣传下，让各地书院都。。。。。。伯玉你先注意听。”陈振孙字伯玉，这个书迷看到这么多书稿坐在地上就看了起来。

当天我把王象之留吃饭，聊了下他的家境、编书的经历和目前四川的情况，不禁又是一阵慨。王象之和很多很多当时的官员一样，适合当学者而不适合官，他庆元二年就士及第了，宝庆元年任潼川府文学，后任知县。如今五十有余，知县任上他把主要力都放在编书上面，对政务几乎很少过问。虽学问很好，但治理一县却没什么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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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科考试由于题方式与以往大为不同，考生们对此议论颇多，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一类决反对，并投书报纸表示不参加考试，以此行抵制，不过人数不多；一类是有条件赞成，赞成这实用主义的考试方式，但反对对其他科目考生的优待，甚至反对其他科目的考生参加考试，这人占大多数。还有一是虽参加考试，但反对如此考试，而且直接把反对的意见写上考卷，这样的人也不少。当然决支持的也有，而且是真正认真答题，对时事的评论也是客观中肯，不过人数极少，只有寥寥几个而已。大分考生的时事评论语言相当谨慎，甚至充斥很多阿谀之辞，内容空无，看得完全应付而已。

“象之（本来应该叫他的字以示尊重，不过他的字叫仪父，叫起来有被人占便宜的觉）任国监司业，先随伯玉一起此书印刷前的校对事宜，此书刊行后朕另有重用。”

整个阅卷批卷工作让考试院、国监的那帮大儒们伤透脑，经过三个多月的忙碌，才从茫茫考生中百余人参加殿试。殿试由我亲自主持，状元是来自浙江金华的考生蒋孝明，他对台湾建府提了非常独到的见解，并对崖州的建设也提设想，还以台北知县的角度写了一篇施政报告。当我问他是否愿意到台湾任职，这个楞小毫不犹豫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