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又回到督署办公室来，坐下后，李宗仁上支烟，了一，说：“远的不讲，就说这两年多来的事罢。前年初，孙总理改组国民党的时候，据说老蒋连中央委员也还当不上，总理去世才一年多，他就把党政军各大权抓到了手上。其权力增涨之过程，实得力于权诈的多，得于资望功勋的少。”

李宗仁见白崇禧推辞，忙朗地笑：“我才没有什么危险呢，我是军长，指挥的又是自己的家乡弟，有一军的人保护我，还怕什么？”接着他把两条眉一压，颇不放心地说：“你白健生的脾气我还不晓得，仗一打苦了，你在司令里能坐得住？恐怕又是任前敌总指挥，亲自率领一支人，用你那大迂回的战术，直敌后，你想想，没有一支锐的卫队在边行吗？何况你要指挥的又不是指挥惯了的广西队，万一不住岂不危险？”

黄绍和白崇禧都会心地了，他们当然都明白李宗仁说的“乐观”是指的什么意思。

因为俞作柏能战，如果让其领

李宗仁一向崇尚孔、孟的“仁”、“德”，因此他对蒋介石的揭和批评，无不遵循“仁”、“德”这两个字的全涵义。黄绍和白崇禧听了，也都表示赞同。李宗仁又：“北伐的前途，尚难逆料，以老蒋的手腕，他会保存自己的实力，而消耗别人，即使将来北伐大功告成，恐怕我等也休想与他分享革命之功劳。”李宗仁说着，看了黄绍一，说：“我和健生、舒白都到前方去了，以我军无不摧之战力，或许能够打开一个新的局面。季宽留守老家，担也不轻呐，好在李任公留守广东，以任公和我们的关系，加上他又是广西人，将来两广的局面恐怕是很乐观的。”

“我已令刘日福派龚寿仪团前去查了。”黄绍说。他讲的刘日福，便是在百时曾包围晓军，将黄绍俘虏过的那位广西自治军第一路总司令。在李、黄、白打败陆、沈之后，刘日福自知不敌，但又怕黄绍、白崇禧报当年被缴械之仇，只得率向李宗仁投降。李宗仁即委刘日福为旅长，仍令其驻军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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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了烟，摇了摇，表示对蒋介石的不满：“老蒋的手腕，恐怕连袁世凯也自叹不如！他为了打倒胡汉民和许崇智，便极力拉拢汪卫、苏俄顾问鲍罗廷和中国共产党。等到他赶走胡、许二人之后，又利用党内一分反共情绪和西山会议派取得默契，以突然袭击的手段，发动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变，拘押苏俄顾问，打击共产党，并汪卫去国。打倒了汪氏，蒋介石又施展手腕，将其越轨行为嫁祸于一批反共最力的所谓右派军官，拘捕了十七师师长兼广州警卫军司令吴铁城等，老蒋亲自去向刚由苏俄述职回来的鲍罗廷顾问负荆请罪，又向国民党中央自请分，并通电斥责西山会议派，以取悦于俄国顾问和中国共产党以自固。凡此，都足以说明老蒋的才过于德，不能服人之心。”

黄绍却笑：“德公，有这么危险吗？”

“广西是不能的！”李宗仁加重了气，“我和舒白、健生在前方，广西稳固，我们便能退自如。”停了会，他对黄绍：“俞作柏这个人，脑后有反骨，是我们桂军中的魏延，过去为了打倒陆、沈，不得不用他，现在削去他的兵权，恐怕他不会甘心！”

“听说东兰县了个韦群，他从广州的农动讲习所里学了一共产党搞农动的办法，正在闹共产，季宽对这个事切不可掉以轻心。”李宗仁又说。

李宗仁随手拉着黄绍和白崇禧。离开箭，回到督署院内，李宗仁压低声音，继续说：“对老蒋和他边的那些人，我总放心不下，俗话说：‘共患难易，共安乐难’，象老蒋这样的人，恐怕共患难也不易。”李宗仁看着白崇禧，说：“你远离我们，孤一人在老蒋的司令里工作，如与虎狼居，我怕他们暗算不呀！你晚上睡觉时，无论如何也要在房里外放上一个排哨，如要门，切莫忘带贴警卫。这些事，等我还要向黄瑞华亲自待。”

李宗仁：“这些是舒白在电报中提及的，要我务必告诉健生多看、多听、慎言。”

原来，俞作柏一向与李宗仁、白崇禧不合，与黄绍也是貌合神离。在桂军中俞作柏是一员骁勇的战将，能征善战，在李、黄、白统一广西的征战中，所将领，俞作柏战功最大，这次率军击广东南路，又所向披靡，大获全胜。李、黄、白对此最放心不下，怕俞作柏尾大不掉，有朝一日谋反。

箭内引起烈的共鸣。

“不，德公，你是亲自带兵在前线打仗的，卫队你带走，我不能要，因为我是在指挥机关工作，没有什么危险。”白崇禧忙说，他说话的声音有些颤抖，仿佛李宗仁奉送给他的不是一支三百人锐的卫队，而是一所新落成的住宅，李宗仁让他住去，而自己宁可在外风餐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