艘、携炮四门，由津至小丹以南的什家桥附近。同时，陶吴及霍里附近亦到装甲车数辆。日寇虽然来势汹汹，兵力多于二支队数倍，但他们兵力分散。

粟裕注视着敌情发展，筹谋应敌良策。粟裕决定采取敌我游击战术，变被动为主动，分散袭击敌人后方。

八月二十二日，日寇分别在秣陵关、溧、当涂集中兵力，分合击小丹。第二天晚上，三团迅速向敌人后方袭击，在陶吴、杨庄，上泗龙、太平山一带侧击日寇。三团以劣势的装备抗击日寇，日寇则动用二十余架飞机，重炮、机枪向与之对峙的三团阵地击。敌我弱，众寡悬殊，局面复杂险恶。

正在关键时刻，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率领第四团团和第三营呼应粟裕对付敌人的扫。张鼎丞得知南京城内日军大已被华中派遣军司令调走会攻武汉，城内仅有二万驻兵，立即派少量锐队，从陶吴镇北面的徐村悄悄发，直奔中华门外雨台，连夜打下雨台，将军旗到雨台制。逃南京城内的敌兵惊惶失措，说是大新四军开来要攻南京。日军指挥官害怕了，雨台东面的大校场每天上午有四五十架飞机起飞去轰炸武汉，中午飞回。如果大校场空军主要基地丢失，几十万攻武汉的日军失去空中支援，那非被中国军队消灭不可。日军指挥官下令城南各城门闭，赶收缩兵力，重保护飞机场，同时要扫的日军赶快回防南京城。

此时一支队司令员陈毅接到粟裕电报，已动员广大地方武装及人民群众在茅山地区攻敌人后方，将京沪、京杭、镇句、句丹、京镇各公路彻底破坏，并派队袭麒麟门，策应二支队粟裕的作战行动。

这几手过后，局面顿时缓和。日寇到达小丹，不见新四军踪影，却连连收到后方告急电报，慌忙撤退回防，退守溧、秣陵关等地。粟裕可不是个见好就收的人，危机一缓，命令队抓住战机勇猛追击，收复小丹、薛镇、护驾墩、横溪桥、桑园铺、博望等地。

日军在江南的兵力不足，但粟裕的人枪更少。粉碎日寇的扫后，粟裕一面命令三团继续打击日寇，并取得不俗战绩：单十月二日，三团一在秣陵至碌间伏击日军修桥队，击毙日军三十四人，缴获轻机枪三，烧毁汽车一辆，同日袭击南京至溧公路上的碌据，毙伤日军十四名；一面腾手来扩大队伍。他回到在大官圩，亲自将当涂县民间自发组织的抗日团“当芜青年抗日救亡团”改编为二支队特务大队，由救亡团负责人朱昌鲁任大队长；又将活跃在当涂县北刘一鸿组织的抗日游击小组改为“苏皖边区抗日自卫大队”，由刘一鸿任大队长。

刘一鸿，原名刘传儒，当涂县坝村(今鞍山市)人，原为当涂县采石镇邮电局长、国民党员，抗战爆发后，他变卖家产购置枪支弹药，发动家乡群众，成立抗日武装，在坝、小丹、横溪桥、采石一带，割电线，扒铁路，袭击日军，保卫家乡。他对粟裕说：“我为何要投奔共产党，理很简单，蒋介石不抵抗，国民党太腐败!我是中国人，不甘忍受日寇的蹂躏欺侮。我要抗日，所以我到新四军来了。我要把鲜血洒在疆场上!”对国民政府不满之情溢于言表。

说蒋介石不抵抗有过，但说国民党腐败、国军无能在某意义上说倒也是实情：国民党调集一百三十个师和各型飞机两百余架、各型舰艇及布雷小三十余艘，共百万余人保卫武汉，但到十月，武汉仍然沦陷。武汉沦陷后，日军得以腾兵力，新调第十五、十七师团、杭州地区的第一一六师团和东北的伪满军五千余人增调江南。日军采取封锁通、增筑据，分合击的战术，企图将二支队一网打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