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小雪去搞身份证是我从都昌回到九江后第二天的事情。那天清早，我来到小雪住宿的旅馆，准备带她先去找家派出所看看。小雪醒来时，睡眼蒙胧，用手揉着眼。

“你可起得真早。”她高兴极了。

“我们必须在那些警察上班前，就堵在办公室门口，否则他们一大早报了个到，就开溜了。”我问她照片准备好了没有，她说没有。她不知道要照多少寸的相片。

“你从来就没有办过身份证啊？”

“本来就没有办过嘛。我年龄不够。”她回答得到很爽快。我不喜欢她这种做法。这个问题将会徒然增加我们办证的技术难度。她也许压根儿就不知道，在中国，上户口办身份证就像调动工作一样难。这户口就像是一道冰冷的伤痕，它遮蔽在社会皱褶和人们衣襟的深处。无论是农村人或是城市人，顺着时间的线索，你都可以慢慢捋到心灵深处一段关于户口的隐痛。对中国人来说，它如同一个很沉的铁锚，也像是一截拴着一匹马的木桩，你腾挪不得，拉拽不得，最后只好疲乏地认命。

我和小雪边吃着油条边步履匆匆走上街头。在大树下，有一个西站停车场，那里看上去也乱糟糟的。前往瑞昌、庐山、修水的汽车川流不息。我们看见有一辆中巴车突然朝着我们冲来，我们当时都吓懵了，根本来不及躲闪。只听见那辆中巴车嘎嚓一声就停了下来，从车窗里伸出了一张胖乎乎的圆脸，他一边按着喇叭，一边问我们要不要坐车。一看到那司机，小雪很是反感，随即昂着头从那里快步走开了。我也很讨厌这个家伙，难道他们认为自己是谁？居然这样肆无忌惮，开着车冲向我们。难道仅仅因为他认识交警，就可以不守规则，随心所欲地在大街上横冲直撞，而无视别人的生命安全吗？他还真以为他是个什么人物，有权对别人这么做。我们并没有招惹任何人，我们只关心我们自己的事。这个九江真他妈的不可思议。我们仿佛置身于一个疯狂、粗野、迷离之境。在这个鸟语花香的季节，我们闻到的却是满街的菜油炸油条、蒸馒头、炒米粉和煤球在火炉中燃烧时所释放的二氧化硫的味儿。而汽车的噪音，人群的喧嚣声，火车和轮船的鸣笛声，以及清洁工在清扫街道时扫帚所发出的沙沙声混合在一起，似乎正式告诉我们：新的一天开始了。是的，新的一天已经开始了，可派出所在哪里呢？我不由寻思。大街的尽头则是一片广阔无际的静静的七里湖。

我们蹒跚地走过几个街区。倦意末消的流浪汉不知道从那条幽暗狭窄的街巷里冒了出来，说着我们听不懂的方言，伸手要钱。我本想装着没有看见他的样子走开，但小雪却拽住了我的手，她给了他五块钱。

我们一路向行人打听附近哪儿有派出所，一直走到市中心的浔阳街区。这儿的一切看起来更加繁华，一派大城市气派；小商店一个接一个，各种造型的广告牌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几幢像清真寺一样的玻璃幕墙建筑物高高耸立，在它门前有一块空地，绿草如茵，周围则被铁栅栏隔了起来。我鼻子贴在铁栅栏上，我真想走进去看看其他人是怎样生活。我们在烟水亭东面的南门口小巷子里找到了派出所。这是一幢五层高的老式黑砖楼房，里面有一个小院子，门口停有几辆警用小面包车。门敞开着，我们穿过几个弯弯曲曲的长廊后，终于找到了派出所值班室。那里有几个警察在办公室围桌而坐，一个个脸色阴沉、严肃。

“请问身份证在哪儿办？”

“户证科。”

“户证科在哪间办公室？”

“对面。”

我们转过头，看见有一间办公室朝大厅开了一扇窗子，上面挂了一个小牌，写着：“户证科”三个字。里面有一个女警察，长得很年轻，很文静。我们看见她的手在一大排放户籍档案的柜子里抽来抽去，那柜子的抽上全都贴有“xx街道xx号”的小字条。我问她身份证是不是可以在这里办。

“你户口薄呢？”

“没带。”

“没带户口薄怎么办身份证？”她抬头瞪了我一眼，接着又埋头在桌上一张表格上填写些什么。我跟她解释小雪不是本地人，但她真的需要办张身份证。还跟她说明了为什么要办身份证。那女警察开始有点动情了。但她仍然坚持原则，说小雪应该回到浙江原籍办理身份证。

“去浙江，还用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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