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5月初旬，在收到一部中篇小说的稿费后，我着手开始准备在九江租一套房子长住一段时间，我大哥也欣然同意了，他建议我就在三里街附近找个单间，先过渡一下。整个春天，我也确实太累了，一直呆在家里写作。小雪从都昌打来电话说，如果我真的要在九江租房子住，她就回九江上班，像做饭、洗衣服之类的事她都很在行，什么事都不必操心。于是，一天早晨，我把完成一半的一大摞厚厚的手稿整理好，便开始出门去找房子。

我去看房子以前，先去湓浦路汽车配件店里拜访了杨承任，这是我认识他起来的头一回。我想知道哑吧现在怎么样了。那天晚上回到九江后，杨承任有没有把他扔进鄱阳湖里洗冷水澡。

我见到了杨承任。他还是老样子，后颈上冒出了一个尚未熟的疖子，正弯着腰，在桌上一张摊开的图纸上一笔一划的写上密密麻麻的数字。我们开始聊了一会儿。他抬起头来说：“你放心好了，丁仆。你这样讲，好像哑吧同我无关似的。我已经把他送回老家了。他是在郑州被人贩子用闷棍打昏了后，才卖到黑窑上的。这都是我刚从收音机新闻里的听到的。”他吹几声口哨，沉思了一下，又决心把图纸挂在墙上。他问我知不知道汽车为什么会在路上抛锚？我说不知道。“那是因为发动机温度过高，冷却系统出现了故障。”他兴致勃勃，腾出一只手，将收音机的音量调大了一点，对我解释说：“我研制的这个不含水的发动机冷却液沸点不超过191c°，能够彻底解决‘开锅’问题。”

聊完这一席话后，他跟着收音机的音乐哼起歌曲来。当音乐突然中断，开始报告军事新闻时，他停下手上的活计，专心地听着。我猜想是关于中越边境战事的消息，而且果然猜中了。我英勇的广西边防某部，昨天在龙州科甲地区，一举收复了3个被越军长期侵战的我高地。

“听见了没有，丁仆，又有一条特别新闻！要是这样干下去，我敢肯定，‘所有木棉花开的地方都将是中国的领土’。”

这句话早被武元甲说过了。但他说的不是“中国”，而是“越南”。他胃口可不小啊。不过，我得要去找房子了。

杨承任告诉我，在九江师专后门通往三里街的一条小巷里，经常有屋子出租，他建议我到那里找找看。

五月初，南方的天气阴沉沉的，开始变得闷热起来。我找的那幢房子坐落在一道低矮而平缓的斜坡上，屋前有一个独立的小院子，院子里栽种了一颗沙果树，那树上结着几个像红枣形状的青沙果。房东住在四楼一套三居室里。三里街沿街都是店铺，很少有纯住宅楼，因此这里的住户大多是形形色色的小商贩。街道北面是长江，东面翻过一道围墙则是九江师专的学生公寓。再过去就是一座小山，横七竖八地插着数十米高的方块型天线阵，野草和野花丛生，可以让人猜出，那是一个隐密的军事研究机构。掩映在树林里的房屋，和我们平时所见过的房子不一样，它所有的墙体除灰色花岗石外，都是青一色的落地玻璃。

我按住门铃，房东下楼来开门。他站在门口，矮小，敦实，圆脸，大眼睛，后脑勺特别扁平，像只猫头鹰，成团的肥皂泡掩住了他的下半张脸，右手拿着剃须刀，听口音是南昌人。

“单间没有。套间每月300块，不包水电，租金按季付。如果那房间不中你的意，你马上就讲。我正在刮脸，还要打麻将。”

房东姓蔡，叫蔡胜利，不喜欢客套。我看了房间。它不能使我中意，因为卫生间的便器是蹲式的，而且不能自动冲水。我不管蔡胜利脸上的肥皂快干了，也不管他要打什么麻将不麻将，敲敲洗涮台墙上挂着的木边大圆镜，想知道能不能把它取下来，反正那木边都要散架了。

蔡胜利微笑着摇摇他猫头鹰脑袋，还想用剃须刀把另外半边胡子给刮掉。这就是他的回答，我于是说准备租下这间房子。

我们又站在布满电线的走廊里。有几间房间的门都冲着走廊，有的上面贴着一副春联和倒写的春字，有的则干脆只贴着一张卡通美女头像。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那门对面的墙上用黑笔画着一条样子呆笨像是退化了几亿年的恐龙，这也太夸张了吧。我想知道，还有谁住在蔡胜利的房间里。

“当然只有我妻子。”

我用手指敲了敲走廊中间的一扇贴着卡通美女头像的门，它同我的房间相隔仅一步路。

“一位艺术家住在这儿，不过这跟你没关系。他晚上出门演出，白天睡觉，而且也不是总在这儿。”

“他搞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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