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报复，中国要求越南关闭在昆明、南宁和广州三地的总领事馆。同时，中国以大使生病为由把他召回了。

7月28日，中越间所有谈判无疾而终，中国召回派的船只。

很清楚，这个盟友就是指的中国。被驱赶境的中国侨民对这制的措施到疑惑不解，在他们还没有能够懂得越共政府为什么突然大发雷霆的时候，所有的财产已经被穿绿军装的越南军人和警察没收了，大多数中国侨民逃越南时，除了上的衣之外，一无所有。

16日，越南正式拒绝中国在西贡设立领事馆。

亨利莫尔举例说：“渡海逃到中国广西北海难民营的三十二岁的渔民周荫茂一家居住在越南北的一个农村里。在他携带着全家逃之前三个月，越南警察到他家里通知他，作为中国血统的居民（他有越南国籍），他将遭到逮捕，送到“新经济区”去。这是对周荫茂控告越南渔民在他海捕渔时了他二十七岁正在怀的妻，并殴打他的三个孩所得到的报复。那个连续遭到打击和威胁的渔民，在1978年4月惊恐地把妻与三个孩带上一条二十英尺长（米）的小船，沿着北湾的海岸行驶了两天之后，终于到达了广西北海难民营。”

7月3日中国断绝了所有的援助项目，并召回了880名援越专家。

当然，作为越共政府政策的一个转折，驱赶中国侨民的运动也并非无关重要，它如同1955年驱赶、排挤法国侨民一样，是那个民族特有的极端排外情绪的暴，但越共政府与吴艳政府驱赶外国侨民作法所不同的是，它这次驱赶的并不是自己的敌人，却是它长达二十年之久的，曾给予它大量支持的盟友。

一位侬族老人对亨利莫尔讲述了发生在他村里的事情。村里十四名同情中国的越南人作为“越”被警察抓走。村里的几名中国人被杀死。“逃跑的时候我看到墙上钉了两张人，很大，是从被杀死的中国妇女上剥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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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制驱赶中国侨民的运动作为后来大批的越南难民外逃的信号，越共政府对所有的人，尤其是被征服的南方人民，显示了越共政府的异常态度。事实上，有些本不了解越南的人士，将难民问题归结为越南战后的经济困难以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恶化的观是完全悖谬的。因为首先被驱逐越南的，恰好正是能够在恢复经济中起到非常积极作用的，千百年来在那块土地上行经营和生产的中国商人。

6月29日，越南加苏联为首的经济互助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