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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8日,是中国旧历春节。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从千里冰封的漠河,到热浪汹的曾母暗沙;从最早见到日出的乌苏镇,到最晚迎来日出和送走最后一抹晚霞的斯姆哈纳村,神州大地,人们同样在迎接流光异彩的一九七九年新年的来临。
十年前,同样是中国旧历春节。那时黑黑的天上似乎总有飘不尽的横幅,泛黄的路灯,就投射在“移风易俗,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的跨马路横幅上。被跨着的马路,便是菜场了。只是路灯照明的不是夜,而是黎明时分。猎猎北风,瑟瑟裤腿,啸啸人声。鸡鸭摊、肉摊、鱼摊、豆制品摊、蔬菜摊……每一个摊位前排队排队尽是排队,在为买到最后一条带鱼而亢奋,在为排了一个钟头队却没有买到做汤团馅的生猪油而沮丧,在为掉了一张一直紧拽在手心里的鸡票而成春节之长恨歌。1970年春节前夕,《人民日报》报道说,春节期间“粮、油、肉、蛋、水果、茶叶供应充足,市场上还出现了如黄瓜、西红柿、豆角等一些夏令蔬菜”。菜场的高音喇叭播放着《红灯记》李铁梅的唱段“做人要做这样的人”,对于排着队的老百姓来说,做什么人呢?做排队的人。菜场还未落市,食品店排队又掀起了新的高潮―
十年弹指一挥间。1979年对中国人来说,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一年。在这一年,中国第一个电视商业广告,“幸福可乐”于3月份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可口可乐伴随着新中国成立后中美建交重新进入中国市场;在这一年,日本影片《追捕》中高仓健凭着硬汉形象把充斥中国荧屏的奶油小生们(以唐国强为代表)打入冷宫。此后经常听见寻找男子汉的呼声:留着披肩长发,穿着皮靴,外表清纯,内心如火的真由美成了中国男青年第一代的梦中情人;在这一年,《跟我学》(followme)掀起了第一次全民学外语的高潮;在这一年,跳舞从电影中的故事里内蔓延出来,女青年们纷纷涌入涉外餐厅,抱着外国男人准确地踩着舞步,二十五年来第一代涉外婚姻就此播下了种子;在这一年,一吻定江山。《大众电影》作为当时唯一一本有彩页的娱乐杂志,在第5期的封底刊登了英国电影《水晶鞋和玫瑰》的接吻剧照,一个读者愤怒的给编辑部写了封信提出抗议:“社会主义中国,当前最重要的是拥抱和接吻吗?”这一诘问引起不少人的共鸣;在这一年,北京新机场大楼的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出现全裸的女性画像,要不是画的是少数民族,还略带抽象,估计有人恨不得能立即把画家袁运生当作高级流氓送进秦城监狱。谁都得佩服北京人的精神,那么远的机场,能走得动的一半儿都去看了。
在这一年,忧心如焚的邓小平在困境中,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从而一举改变了对中国的不利局面。
1月28日,清晨8点,当一架银白色的波音707象雄鹰一样,昂首从北京机场冲向蓝天时,此时天空却下着蒙蒙细雨。邓小平坐在机窗边,看着苍茫大地,感觉天地都灰蒙蒙。他点着一支熊猫牌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又慢慢地吐出,浑浊的烟圈弥散开来,而邓小平的思绪也随着烟圈而散开。他此行的目的地是太平洋彼岸的美利坚合众国,在那里,美国总统卡特已准备好了欢迎盛典。他本应该笑,一个月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凡是派全面溃败,改革者昂首挺胸。作为改革派核心力量,他赢得了民心,势利的美国时代周刊则急着把他登上了1978年人物周刊封面。
不过此时的邓小平实在笑不出来。就在两个月前,黎笋和勃烈日涅夫签订了具有结盟性质的条约,而针对的对象就是中国。黎笋在签约后加大批判中国的力度,指责“北京和帝国主义结成新的同盟来对付社会主义国家“,并说“假如没有苏联的援助,河内便无法打败南越政权“,简简单单的一句,彻底把中国几十年来近200亿的援助抹去了。而勃烈日涅夫则高兴地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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