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送走小雪后，我独自在街上转悠。我觉得，自己仿佛就像从树上掉落下来的一片枯叶，随风飘扬，迷失了方向。黑子在日记中所描写的景像又让我探身到千里之外的奇穷河的岸边，那里的水流又漆黑又平静，河对岸则聚集了许多血淋淋的黑影盯着我看，只以悲伤的话语回应着我。最后，黑夜把我弃在哀号中就扬长而去。

我在一间小卖部门口停下，买了一瓶53°的二锅头喝了起来。小卖部对面有一排露天长椅，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埋头拄着拐仗，仿佛做梦似的在沉思。街角的对面，一个三口之家的年轻夫妇坐在自家店铺门前的台阶上聊天，时而抬起头望一望透过树丛射下来的星光，多么悠闲，多么自由自在。有时转过头还可以看看电视连续剧《加里森敢死队》。

我继续在幽暗、陌生而令人感到有点儿神秘的街上溜达，刚走几步，就觉得整个水泥地面似乎正从我脚下凹陷退去。刹那间我闪过一个念头，希望黑子这时候别心血来潮跑来找我。他应该是在漫天灰尘的金黄色光环笼罩的山丘上，并从那山顶折返，在地上留着断断续续绵延的红色血迹，或是被战友搀扶，双手掩着脸跌跌撞撞地冲下山来。而那时，迫击炮弹就在他身后开始爆炸。我满脑子里都是这种幻觉，在宁静的夜晚，我似乎听到从那儿传来的尖叫声；最后醉醺醺回到家中，撞倒在楼道的墙角上便睡着了。

一道亮光投到我身上；蔡胜利家的起居室兼卧室的门开了一道缝。蔡胜利的猫头鹰脑袋，上面还有一个脑袋，像小鸽子似的乳房压在他扁平的后脑勺上，那是蔡胜利太太。他们看呆了，我浑身污移不堪，无法辨认。他咳嗽，她吃吃地笑，他喊我，我不答理，她又吃吃地笑，他命令她安静，她想知道我哪儿不舒服，他说这不行，你看屁股都露出来了；她说我们“艺术之家”怎么变成酒吧了，他威胁说要我滚蛋，不然又把我房门封死，我仍沉默，因为还没到忍可无忍的地步。蔡胜利夫妇打开门，他开了走廊里的电灯。他们朝我走过来，瞪着凶神恶煞的小眼睛。他站在我身边，居高临下，我等待着猫头鹰发火，不过，蔡胜利只好把努火憋在肚子里，因为楼梯间里有响声，一把看不见的钥匙扭开了房门，进来的是敖博，还带来了一个人，同我一样喝得醉醺醺的。这是赵志辉，终于被找到的鼓手。

这两个安慰蔡胜利和他太太，向我弯下身去，什么也不问，抱起我，把我抬进了我的房间里。

敖博搓暖我冰凉的四肢，鼓手取来我的衣服。两人把我粘满烂泥的皮鞋和满是酒精、呕吐物的衣服脱下，帮我穿上一身干净衣服，擦干我的眼泪。我靠着墙沿坐了下来，拿出一根烟。我摸着口袋想找打火机，敖博把桌上一个打火机丢给我，我在半空中接住。窗外晨曦初现。沙果树繁枝伸展到我的木板套窗上。鸟儿在那里啁啾鸣啭。敖博拿出他的吉它。鼓手挂上鼓。我们一前一后走出套间，走出三里街的房屋，走过清晨的街道，横穿过马狮商城的停车场，经啤酒厂，直到长江岸边。浑浊的长江要向东海流去，它驮着轮船，轮船上飘荡着洗换的衣服。

在那个树木吐露新芽，一齐爽朗地歌唱的五月的早晨，从五点到上午九点，吉它手敖博、打击乐器手赵志辉和我坐在长江南岸，演奏音乐，熟练配合，共饮一瓶二锅头，朝脚下被露珠濡湿了的青草眨眼睛，用鼓点拍击着滚滚东流的白色水花，从琴弦和手指间流淌出来的洁净而清澈的音乐伴送从芜湖驶来、吃力地逆流而上的运煤船，一边为即将成立的摇滚乐队找一个名字。

清晰的波涛声充满沉郁而美妙的情调，太阳把条纹模样的波浪染成暗红色，风和浪不间断地嬉戏，大自然与我们亲切对话，这对于行将坠入黑暗深渊、难于对付自己的我来说，不仅是在蕴含静静清福的风景中寻找祈望而获得的一种拯救，更给我带来了那份回归大地的无限喜悦和惊愕。这时，我站起身来，向他们宣布新诞生的乐队的名称，“盘古乐队。”

敖博认为punk只是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革命中的一种。然而生活本身就在逼你造反。“盘古乐队”虽然有了名称，但他以为还应该有自己的理念或主张什么的。他本人也从不把“盘古乐队”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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