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中华国民革命军各部队热火朝天的进行着为期三个月的整训的时候，一远在两千多公里之外的北京城也是一片“热火朝天”的情景，但与国民革命军的上下一心，努力训练不同的是，这里的“热火朝天”却并不让朝廷中的某些大人们感到开心，因为义和团逼近了京城。

在真实的历史上，义和团是在光绪二十六年三四月间（公元1900年3－4月间）从山东等地进入北京，而现在的这个时间恰好与原来的历史吻合，中华民族的历史并没有因龙非凡的到来而发生太多的改变。

义和团入京的发展的轨迹并没有怎么改变，还是也历史上一样，直隶省也如历史上曾经发生的那样第一个被波及。直隶省境内义和团的活动，起先还只不过是在与山东省邻近的几个地区出现，但到了1900年3－－4月间，义和团的组织已经几乎遍及全省所有的州县了。

在直隶省，外国教会，尤其是天主教会的势力更甚于山东省，各地的义和团开始时都是以传习拳棒而组织起来的，称为“拳厂”。他们以外国教会和依仗教会势力为非作歹的教徒作为直接的斗争对象，不断的与他们发生各种的摩擦。虽然义和团提出的口号是“扶清灭清”，但是他们所扶持的对象－－－－清朝官方，却总是顺应洋人的要求，保护外国教会的利益，所以义和团不得不在实际上同清朝官方势力相对立。

为了对抗外国教会（不少地方的教堂是配有武装的）和教会庇护下的土豪恶霸势力，除此之外，他们还要面对清朝官军的镇压，所以为了更好的保全自己，相近地区的义和团往往互相组织联系在一起，于是原本分散的各点就渐渐的形成的成片的势力。

这股势力如滚雪球一般越来越大，波及的范围也逐渐向京城移动，在京城和直隶总督驻地天津，甚至已经有自称义和团拳师的人沿街练拳，招收徒弟了。

如何对付在京城附近如野草一般蔓延生长的义和团，成了满清朝廷的一块心病，朝中有些官员想用“剿”的方式消灭义和团，但朝中的另一部分官员却认为用“剿”的办法是件非常危险的事情，还不如用原山东巡抚毓贤在山东用过的“抚”的办法为好。4月初的时候，监察御史郑炳麟向朝廷上书，主张在直隶、山东都派道府大员充当“团练局总办（相当于现在的武装部部长）”，并且选择士绅充任“团总（民兵团长）”，收编义和团，使“私”办的义和团转变为“官”办的团练，以此来达到瓦解义和团的目地。这封奏折在上书朝廷之后，被发交给了时任直隶总督的裕禄和现任山东巡抚袁世凯讨论，但裕禄和喜世凯都反对这种主张，他们认为把非法的“拳会”变成合法“团练”是行不通的。

就在朝廷各方大佬还在为是“剿”是“抚”的问题犹豫不决的时候，1900年4月下旬，也就是又过一个多月之后，芦保铁路（从芦沟桥至保定铁路，这条铁路沿线是天主教堂密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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