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0年9月23日，面对着大西洋深灰色的波涛，102名难以忍受比当时弥漫在英国各地比气温更为严酷政治环境的英国清教徒在牧师布莱斯特的率领之下，登上了一艘原本用来捕鱼的小船悄然离开了英国港口，驶向了大洋彼岸的新大陆。当他们拉起了沉重的海锚，扬帆离开港口之时，所有的水手都怀疑他们是否能顺利到达彼岸，因为这是艘小船，而此刻更不是航海的好季节。但是对于船上的乘客们而言，他们再无其他的选择。

他们必须马上扬帆启程的原因是他们中间除了受宗教迫害的清教徒之外，还有着种种理由必须马上离开不列颠的人们。他们之中包括破产者、流浪者甚至契约奴。唯一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在旧世界的游戏规则中找不到自己定位或无法实现自己梦想的人。经过65天与风暴、饥饿、疾病、绝望的搏斗之后，他们终于看到了新大陆的海岸线，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之有有一人死去，但同时却有一个新的生命在惊涛骇浪中来到了尘世。

当就在新的大陆和新的家园已经在望之时。经过漫长煎熬的小船却停了下来。因为这些怀揣着梦想的旅行者们还迫切的需要解决一个问题―他们将如何管理未来的新世界，他们需要依靠的究竟是领袖的权威？军队的暴力？还是国王的恩赐？经过激烈的讨论，最终他们以这艘承载着他们跨越大西洋渔船的名字来命名他们所共同兢守的公约。

公约之中如此写道：“为了国王的荣耀，基督教的进步，我们这些在此签名的人扬帆出海，并即将在这块土地上开拓我们的家园。我们在上帝面前庄严签约，自愿结为一民众自治团体，为了使上述目的得以顺利进行、维持和发展，亦为将来能随时制定和实施有益于本殖民地的总体利益的一应公正法律、法规、条令、宪章和公职等，吾等全体保证遵守与服从。”这也就是后世令无数美国人读来心潮澎湃的《五月花号公约》―一个标志着欧洲人在美洲建立全新世界的标志。

而在此后的近400年里，那些乘坐着“五月花”号在美洲大陆登陆的人们，并不曾想到他们的后裔会将那些在饥寒交迫之中为他们送来了生活必需品，并教习他们怎样狩猎、养火鸡、捕鱼和种植玉米、南瓜的印地安人屠戮殆尽（注1）。更想到他们为了躲避古老欧洲传统贵族和宗教势力压迫的伊甸园，最终竟会发展成为几乎已经主宰世界的超级大国。

但是从最初组成这个国家的13个州开始，这个在400年里茁壮成长的怪兽骨子依旧流的是来自欧洲的血液。虽然在随后的岁月里，这头怪兽贪婪的吸食着来自世界各地各种风格迥异的文明。但是其立国的基础依旧是来自其对大西洋彼岸故乡的模仿和反思。对于古老欧洲的向往便如同写入基因序列的密码一向深植入每一个美国主流社会的白人心中。美国在文化之上始终是欧洲的一个支流。直到1945年，无论在欧洲还是在美国，欧洲在文化上都是主宰。

而在漫长的岁月之中，欧洲强盛的光芒也曾令这片由殖民地独立而成的国家不敢正视。如果没有法国国王路易十五在舰队和炮兵上的慷慨援助，华盛顿的大陆军或许最终将被英国远征军赶尽杀绝，而在第二次美英战争，更令自以为磨砺了爪牙的美国在兵力远胜于对手的情况下兵败加拿大，连白宫和国会大厦都被英国远征军烧成可白地。如果不是巴尔的摩的《星条旗永不落》，或许最终这片土地很可能再次沦为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在那个时代，来自这个国家首都―华盛顿的声音根本不足以传递到大西洋的彼岸。所谓“门罗主义”和“光荣孤立”在欧洲人看来不过是美国人关起门来自己和自己玩的游戏。

直到19世纪末期，美国进入了高速工业化时期，凭借着丰富的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美国开始强劲崛起，美国实力的快速上升，才引起了当时称霸世界的欧洲大国的担忧。在这种情况下，各种形式的“美国威胁论”蜂拥而出，这股旋风在很短的时间内席卷欧洲各国，一度令刚刚积攒了一些本钱的美国政府惶恐不已。要知道在1898年的美西战争之中，美国虽然战胜了欧洲国家西班牙，迫使西班牙被迫放弃了古巴，并将菲律宾、波多黎各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其他岛屿以及太平洋上的关岛割让给美国。但是美国在这场战争却已然动用了倾国之兵，而西班牙在欧洲大陆早已日薄西山，再难称雄。

而美西战争的结果在欧洲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美国威胁论”达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峰。在当时的欧洲政治家看来，美国远征军踏上古巴的土地，就意味着它跨越了大西洋的一半，而美国海军在菲律宾建立军港则意味着它可以在亚洲的任何地方不请自来。为了对付“美国的威胁”，一些欧洲的有识之士甚至呼吁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共同抵抗美国。法国人皮埃尔.洛蒂在媒体上公开宣称，美西战争是对欧洲的挑战，是对欧洲意志和抵抗能力的检验。“但愿欧洲能明白这一点！能从中吸取教训，别把剑放在鞘里！欧洲国家应该联手对付我们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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