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沙陀族共同中的其他民族成分

3、吐谷浑：吐谷浑与沙陀人相结合，并其共同中，估计数量也很多。咸通年间（860―874）朱邪赤心（李国昌）充当河东行营、沙陀三落招讨使时，其属下就已有不少吐谷浑人在其军中服役了。云中地区吐谷浑首领赫连铎、白义诚因在与李国昌父争夺云、代地区战争中失败，赫连铎被杀，白义诚被俘，其众也有不少为李国昌父并“沙陀军”中。

“沙陀三落”因是在唐末藩镇割据和战环境中形成的，故随着社会动的加剧，其相互关系也不断有所加。例如在镇压庞勋起义和黄巢起义中，“三”就一直被置于朱邪赤心父的直接控制之下，这对于“三落”逐步发展成为巩固的联合并最后走上一化路无疑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完全有理由这样说，“沙陀三落”是沙陀人由落发展成为民族共同的重要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沙陀突厥人就无法在五代时期创造那样辉煌的业绩。翻开新、旧《五代史》，细心的人不难发现，在后唐、后晋、后汉、北汉政权中，属于“沙陀三落”的人，随可见，比比皆是。他们大都居要职，手握重权。著名史学家吕思勉在其《胡考》一文中就说：“五代诸臣代北者多胡姓，如康福、康思立、康义诚、康延孝、安叔千、安重荣、安从、李存孝、李存信、安审琦、白从，皆是也。然则沙陀虽云突厥，其与西胡相淆，亦云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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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突厥：这里所说的突厥，是指除“沙陀三落”以外，在隋唐五代一直仍被确认为突厥的人。突厥人之所以能成为沙陀族共同中的重要成分之一，是与大量突厥人散居于唐朝北方边境相关的。咸亨年间（670―674），突厥落又有相率内附的，分别被置于丰、胜、灵、夏、朔、化等州地方，从而在北方形成了许多突厥人居住区。

6、党项人。上面已经提到，在唐中叶以后，曾广泛活跃于山至云州边境一带，与沙陀、吐谷浑、党项等毗连而居。

2、回鹘：回鹘之所以能成为其重要成分之一，与其散居于唐北方边境也有很大关系。据记载，自公元7世纪以后，回鹘就不断有人内迁于唐北方边疆居住。其中既有主动徙的，也有被迫归降而住的。唐开成五年（840），回鹘因统治阶级内讧，为黠戛斯所破，国亡，此后也有为数颇多的回鹘人居于中原内地。当乌介可汗于天德战役中失败后，其特勤没斯、阿历支、习勿啜便率众归降唐朝，被置于云、朔之间。由于他们与沙陀人居地相近，加上沙陀首领长期担任代北一带防御任务，故随着岁月的逝，遂有分人逐步合于其中。

市）。唐绥、银、麟、胜招讨使燧为了使他们远离战争前线，将他们安置在云、朔地区。此后唐廷在他们其聚居的地方分别设萨葛、安庆两府来理他们。萨葛、安庆两府境内不仅有可供畜牧的广阔牧场，且是北方游牧民族河东地区的重要孔。范希朝派朱邪执宜率领沙陀劲骑驻守在这个地方，显而易见，是想用英勇善战的“沙陀军”为捍卫边境安全。

4、鞑靼。这里所说的鞑靼，主要是指“山鞑靼”，鞑靼异称“室韦”。“山鞑靼”在唐中叶以后，曾广泛活跃于山至云州边境一带，与沙陀、吐谷浑、党项等毗连而居。振武（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西北）有党项、室韦、居川阜，凌犯为盗，日慝作，谓之刮城门，居人惧骇，鲜有宁日”。武宗会昌二年（842），当回鹘乌介可汗挟太和公主攻云州等地时，武宗便令“起室韦、沙陀三落、吐浑诸”前往堵御。咸通九年（868），以庞勋发动起义，引兵北上，驻次彭城（今江苏徐州），唐懿宗便令康承训率沙陀三落、鞑靼和吐谷浑前往镇压。广明元年（881），李国昌和李克用父因在与赫连铎等争战中失利，被迫逸鞑靼。不久，因黄巢率领起义军占领长安，李克用受命前往征讨，即于当地率“达靼万人”，与先期聚集于忻、代、蔚、朔等地军队会合攻长安。这些鞑靼军队从此便成了“沙陀军”的一分。

5、汉族人。在沙陀族共同中，汉族人估计也占有较大比例。这里所说的汉族人，主要是指那些被收“沙陀军”中并已基本“沙陀化”的汉人。例如李克用的义儿很多来自汉族。在后唐、后晋、后汉的后妃中，也有很多汉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