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救了黄观本人，之前竟然还阻止了黄观之妻、黄观两女以及十多个亲族的投江行为――也就是说，在私情方面，黄观还存在着意料之外的牵挂。

朱元璋曾戒谕孙：“以后孙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死。”

二误：建议建文皇帝放朱棣三回北平，名为麻痹敌人，实际上反而是解除了朱棣的后顾之忧。

一误：建议不先削燕王而削其他藩王，打草惊蛇。

朱棣对黄观等人应当恨之骨才对。若想快意恩仇，只需其“臣”的罪名，便可《大明律》将其活剐并祸及族人。事实上，黄澄便惨遭肢解并祸及满门，株连十族，家属65人、异姓54人、外亲400余人皆充军。

更令黄观气短的是：除了黄澄和齐泰，左逆文臣名单上的其他大臣也已经纷纷向朱棣屈服了。既然别人都已经屈服了，他还持个什么劲？活下来，为建文帝遗孤贡献自己的力量似乎才是最好的选择。于是，为最后一个“左逆文臣”，黄观也向朱棣屈服，接受了被放的命运。

但，这一切对朱棣又有什么好？

照朱元璋亲自编写的《皇明祖训》，齐泰、黄澄理应被“凌迟，全家死”。黄澄所受酷刑完全是合乎祖制的，而齐泰只判绞刑实在称得上是“皇恩浩”了。

三误：建议建文皇帝解除经验丰富的老将耿炳文职务，换“智疏而谋寡，厉而中馁，骄矜而少成，忌刻而自用”的李景隆为主将。最后的结果极戏剧：李景隆屡战屡败，成全了燕王的威名，削弱了建文皇帝的军事力量。当燕王兵临南京城下时，李景隆居然又打开城门迎接燕王大军，以至于穿越而来的朱棣欣然认为：表面上靖难之役最大的功臣是二等淇国公丘福，但实际上李景隆比丘福的贡献要大得多。

其实，当李景隆毫无保留地向世人展现了他那惊世骇俗的“军事才华”后，黄澄也自知大事不妙，不由哀叹：“大事去矣，荐景隆误国，万死不足赎罪！”

但是现在据很多事情分析，朱棣虽然举着“清君侧”、“恢复祖宗旧制”的大旗造反，然而他说是一，得却是另一。至少，如果真的恢复祖制，那么据朱元璋所制定的《祖训录》，他们这些“文职臣”别说本人将受酷刑而死，就连家族也会遭受牵连。朱棣将大举起，却又轻轻落下――当然，黄观并不认为朱棣是建文皇帝那“仁柔”的格。因为，黄澄毕竟已经遭受车裂酷刑而死了。

放虽苦，但再怎么说也比“斩”、“绞”等普通死刑要轻。而太祖皇帝所推崇的“剐”、“车裂”、“腰斩”、“剥”等酷刑，又比普通死刑要可怕得多。更何况，实际上他们还并不是被放。虽说送往海外远离中土后生活会艰苦得多，但到了海外，他们并非是犯人，反而是理移民的有邑贵族！

万死不可能，不过万剐却可以！朱棣只是将他肢解，似乎还便宜了他。

然而建文帝不顾祖训严禁，以齐泰为左丞相，黄澄为右丞相。齐泰还说：“《皇明祖训》不会说话，只是用新法便。”

除了黄澄和齐泰之外，其他人只是被放而已。甚至那个令朱棣差丧命，将之气得七窃生烟的铁铉，朱棣也通过方孝孺等人去信说服，赦免了铁铉及其九族的死罪，允其去海外建功赎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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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职臣”们之所以拥护建文皇帝并且甘愿为之殉死，原因其实很简单。在朱元璋当政期间，文臣的政治地位受到极大的压制，六尚书官正二品，比宗人府（注1）的宗人令、左右宗正、左右宗人低两级；国监祭酒（注2）理论上是天下最有才华的文人之一，却只是从四品，还不如为皇帝养的官；新科状元只不过从六品，而一个小小百的官衔却为正六品。建文皇帝登基后，升了文官们的品级，提了文官的政治地位。朱元璋所开创的廷杖，使大臣的心遭到肆意的摧残和污辱。而“仁柔”的建文皇帝却倚重大臣，放手让他们去事，尊重他们的人格。建文皇帝对文臣那么好，文臣们自然愿意“士为知己者死”了。

另一个因“臣”罪名丧命的则是齐泰。不过与黄澄比起来，齐泰则幸运多了。齐泰听到南京金川门已破、建文帝不知所踪的消息后，立即逃往广德，意图招兵买再次举事反抗。然而朱棣登基后天下已定，区区一个齐泰哪里还逃得朱棣的手掌心？抓到齐泰后不久，朱棣便宣布对建文皇帝侧两个最大臣的理结果：黄澄车裂、齐泰绞。

“文职臣”名录之中，仅有两人丧命，其中齐泰甚至能够保全首级。此外，方孝孺当着朱棣的面咒其“不得好死”；卓敬毫不客气地说“只可惜先帝没有采纳我的建议”；景清怀利刃自然也不会真的只是为了防。这些人如果落在朱元璋手里，绝对死得连骨渣都不会剩下。相较之下，朱棣却宽宏大量得令人难以致信。

在黄观看来，黄澄确实该死。黄澄虽然忠于建文皇帝，却犯下了三个不可饶恕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