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份，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行了一项重大的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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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祐元年（1056），虚岁21的苏轼首次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翌年，他参加了礼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修的赏识，中士。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祐六年（1091），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被外放颖州。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故很不同意宰相王安石的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俗话说：“京官不好当。”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谏议。

苏轼（1037—1101），字瞻，号“东坡居士”，北宋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是宋代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他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皆以文学名世，世称“三苏”；与汉末“三曹”（曹、曹丕、曹植）齐名；与黄、米芾、蔡襄被称为最能代表宋代书法成就的书法家，合称为“宋四家”；苏氏四门生为：秦观、黄、晁补之、张耒。

的确，苏轼的一生曾有人用“霉”字以蔽之，甚至上升到风上面，说他是“生在眉山，倒了霉运”。对于苏轼这样一个过大官的文学天才，而且在北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一贬再贬的仕途怎一个霉字了得。但苏轼之所以是苏轼，不仅在于他有“大江东去浪淘尽”的豪放，更重要的还在于他有“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洒脱。官贬便贬了，可也不会自怨自怜到像屈原那样去投江自尽，写来的词极少有幽怨之作，依然是那么的豪气冲天，对待生活还是那么的积极，这也看他人生境界的远。

晚年遭受贬谪的苏轼面对人生的挫折，平和地：“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正视挫折、淡化苦痛的平和心境，磨洗了苏轼的豪放词风。实际上，苏轼用象征手法写自己在突如其来的政治风雨面前内心的坦与气度的从容。

雨任平生

挫折是人生的常态，遭遇挫折不应一味放大痛苦让其充心灵，应学会调适心弦，坦然面对。

苏轼几年不在京城，朝里已发生了天大的变化。神宗即位后，任用王安石开始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意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友凋零，苏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20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元祐八年（1093）新党再度执政，他以“讥刺先朝”罪名，被贬为惠州安置、再贬为儋州（今海南省儋县）别驾、昌化军安置。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1100）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卒于常州，谥号文忠，享年六十六岁。

人生悟

一蓑烟

如梦人生，人生如梦，这是苏东坡对人生哲理的界定，也是一豁达的心态，激的悟，积极的试验。清旷达观的襟怀成了苏东坡在逆境中奋的神支，正是有了这样的支，才让苏东坡找到了更多的生命的理由。

轼这在顺境中淡泊自守的品格难能可贵。

嘉祐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三年京察”，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服满还朝，仍授本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