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江苏泰兴人，地质学家。1921年与胡适同办《努力周刊》，提倡“好人政府”。1926年4月，曾任淞沪商埠总办。5月，他在上海各团迎会上发表演说，其中有“鄙人为一书呆，一个大傻，决不以官而改变其面目”等语。1926年7月，鲁迅曾在《上支日记》一文中，一气批评了陈源、胡适、荣声、刘海粟等一人，其中有丁文江。鲁迅于1931年12月写的文章《知难行难》中，针对《申报》一则电文，“南京专电：丁文江、胡适，来

张寿镛名门，曾在江苏、浙江等地为官。民国后，历任浙江、湖北、江苏、山东四省财政厅厅长。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任命张寿镛为国民政府财政次长。后辞去官职回上海创办光华大学，亲任校长，并兼教授。他虽纯为中国传统文化哺育的学者，却注重汲取西方文化华，中西合璧，办学有成。但他对中国文化最突的贡献，是穷半生心血，收集、保存、校勘、编辑、版了《四明丛书》。

成为明史专家的吴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学者从政，曾任北京市副市长，是大肆拆毁燕京古城的鼓手。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吴晗因京剧剧本《海瑞罢官》、杂文《燕山夜话》等，与邓拓、廖沫沙同时获罪，死于非命。

张寿镛虽多年在朝为官，但以其正直和理，站到了胡适的一边。张寿镛（1875—1945），字伯颂，号泳霓，浙江鄞县（今宁波）人。乃明末抗击清兵的英雄张煌言的后裔。张煌言，崇祯时的举人。弘光元年（1645），清兵攻陷南京，他与钱肃岳等官吏倡议奉鲁王朱以海监国。清兵浙东，军败又随鲁王逃浙闽沿海，后据舟山。永历八年（1654），钱肃岳率军北伐。张率军经宁国、徽州北上。因郑成功兵败，无援，又返回浙东，居悬岙岛（今象山境），不久，被清兵所俘，在杭州遇害。有《张苍集》《北征集》等留世。

两天后，即1931年1月17日，陈布雷回信给胡适称，“此事中既决定，当不能变更”，并表示愿意与胡适等人建立“一个初步的共同认识”。胡适立即从北平再致信陈布雷：“鄙意‘一个初步的共同认识’必须建筑在互相认识之上。”并托井羊先生带上《新月》两份，分别送给陈布雷和蒋介石，希望二人浏览这几期《新月》的言论。胡适还在信中表示，他们看过之后，“该‘没收焚毁’（国民党中宣密令中语），或该坐监枪毙，我们都愿意负责任。但不读我们的文字而单凭无知党员的报告，便滥用政府的威力来压迫我们，终不能叫我心服的”。

其实，二十几天前，胡适为了安排吴晗的学习及工作，已给两位老朋友翁文灏、张写信，向他们推荐吴晗。信中说：“清华今年取了的转学生之中，有一个吴晗，是中国公学转来的。他是一个很有成绩的学生，中国旧文史的柢很好。他有几研究，都很可观，今年他在燕大图书馆工，自己编成《胡应麟年谱》一，功力判断都不弱。此人家境甚贫，本想半工半读，但他在清华无熟人，恐难急切得工作的机会。所以我写这信恳求两兄特别留意此人，给他一个工读的机会，他若没有工作的机会，就不能学了。我劝他决定学，并许他代求两兄帮忙。此事倘蒙两兄大力相助，我真激不尽。”胡适还建议请清华的教授读吴晗的《胡应麟年谱》，“也许他们用得着这样的人作‘助手’”。并附上《胡应麟年谱》。

在北大教学和著述半年后，暑假到了，1931年8月6日，胡适应丁文江夫妇之邀，带儿祖望到北河去度假。

北京大学新学期开始，胡适开讲“中古思想史”。1931年5月，榴绽放时，他收到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工的吴晗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说自己正在作《胡应麟年谱》的情况。胡适对胡应麟也有研究，其《文存》有这方面的文章。见信中吴晗寻吴之为胡应麟所作的传，推断“胡氏的卒年是在万历三十年壬寅（1562），存年五十二岁”，与自己推断相关甚微，甚是兴。他在给吴晗的信中说：“我记得你，并且知你的工作。你作《胡应麟年谱》，我听了很兴。”但指“你信上在万历三十年下注：‘1562’，是大错。不知何以有此误。此年是1602。生年是1551”。最后，胡适夸年轻的明史研究者吴晗，“你的分段也甚好，写定时我很想看看”，并邀请他“星期有暇请来谈。罗尔纲君住我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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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应麟，字元瑞，号石羊生。浙江兰溪人，与胡适同乡。万历中举，屡试士不第，筑室山中，收藏图书四万余卷，从事著述。其幼能诗，承建安七诗风而有变化，著有《少室山房类稿》《诗薮》，很有学术价值。

信中还以自己多年治学经验，从五个方面解答了吴晗所提的几个问题，并将有关学者谢国桢、孟森及其著作介绍给吴晗。最后告诫：“请你记得：治明史不是要你一新明史，只是要你训练自己一个能整理明代史料的学者。你不要误会蒋先生劝告的意思。”

《四明丛书》搜集了鄞县历代文化散佚的文献一百七十八，极文献价值，堪称文化瑰宝。藏于宁波天一阁。

这信，一如胡适在上海的三年半，其政治言论义正词严、理直气壮、毫无顾忌，文章笔势酣畅淋漓。但可悲的是，胡适自己被政治冲撞得鼻青脸、鲜血淋漓，却一直对蒋介石尚存幻想。

1980年，台湾《传记文学》第三十七卷第二期，发表了汤晏的文章《从胡适与吴晗来往函件中看他们的师生关系》。确定了师生关系，又有什么意义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在全国开展批判胡适的运动中，吴晗对恩师胡适照样是诛笔伐，这是那代文化人的集悲剧。

胡适对吴晗无私的关心和指导，使他受益终。几年后，吴晗成为一位颇有成就的明史学者。

是年，胡适还曾复信闻一多、梁实秋，有意牵《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工作。可惜，原因，这一文化工程竟由梁实秋一人穷毕生心血，独立完成三十七卷本《莎士比亚全集》。

四个月后，吴晗再次写信给胡适，告之蒋廷黻先生劝自己研究明史。胡适致信吴晗说：“蒋先生期望你研究明史，这是一个最好的劝告。”信中说，“秦汉时代材料太少，不是初学所能整理”，“晚代历史，材料较多，初看去似甚难，其实较易整理，因为脚踏实地，但肯勤劳，自然有功。凡立一说，一解，皆容易证实，最可以训练方法”。

的教职。罗继续在上海主编《新月》，依然锋芒毕地发表他的书生论政。5月，汪卫在上海《民报》发表文章说，中国当时有三思想鼎足而立：共产主义、《新月》派和三民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