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他从汉贼不两立，到蜀魏不两存，到有魏则无蜀，到“王业不偏安，惟坐以待亡，孰与伐之？”作了错误的判断。魏虽有吞蜀之心，不过，曹睿上台后，举朝上下，是主张掘壕守，待吴、蜀内的。他错过了这样一个相对平静，可以养蓄锐的时期。第二，因承受先帝伐贼之托，寝不安席，不甘味，这情上的义务，使他罔顾客观是否可能，贸然行动，很大程度是在维护个人的威信和尊严，是不足为训的。第三，他还错误地认为如果继续相峙下去，必然要现突将无前，锐不存的空虚状态。因此主张趁这些有作战经验的将领仍在时，早打，大打。这思路和他没有说来的，对于他个人的过于自信，和对后来人的缺乏信心是相联系的。其实战争是复杂的系统工程，个别人的有无去留，是不起决定作用的。因此，在刚刚结束的一次失败战争以后，连他自己都承认“民穷兵疲”，“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的情况下，又发动一次不量力的攻，前景当然是可想而知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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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要是能够保持脑冷静，思想清醒的话，那么可以将错误的危害减少到最低程度。如果掺杂情因素，明知其可为而不为之，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势必带来很坏的后果。

一个极其英明的政治家，也不可能不犯错误。诸葛亮在刘备死后主持蜀政，南征北战，多有失误，所以说，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这句话还是很有真理的，伟人也难例外。

审时度势，量力而行，是一个政治家必须备的素质。但他一不顾国力弱，二不顾民心向背，三不顾敌方虚实，四不顾周边环境，就要向曹魏挑战，实属冒行为。好像所有好大喜功的领袖，都有因冒而吃苦的教训，而吃了苦还继续冒，再吃更大的苦者，也不乏其人。所以，二次上表，甚至连阿斗也劝他了：“方今已成鼎足之势，吴魏不曾寇，相父何不安享太平？”

所以，文学这东西，它要渲染起来的话，能打动人心的。我们这作用，叫“煽情”；而煽情的结果，往往就有一叶障目的弊端。前后《师表》的情，当然是真挚的，表达诸葛亮的耿耿忠心，简直溢于言表。但是，若研究一下蜀国当时的内外状况，刚刚劳师远征，七擒孟获归来，诸葛亮就要挥戈北上，这两篇动员令，从给蜀国所造成的后果看，就颇有值得斟酌的地方了。

咎（1）

《蜀记》里记载：“晋初扶风王骏镇关中，司乎刘宝、长史荥桓隰诸官属士大夫共论诸葛亮，于时谭者多讥亮托非所

诸葛亮作为一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千古典型，我们对其人格的伟大，所产生的景仰心理，是一回事情；但从其持错误的北伐政策，而导致蜀国过早地败亡，来剖析他的得失，则是另外一回事情。

收在《古文观止》里的前后《师表》，是诸葛亮最广为人知的文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及从这两句话延伸来的杜甫的诗，“师未捷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便构成诸葛亮垂范千世的至善品格，被万人景仰的忠诚典范。

他所以要上表陈词，因为大家反对北伐。主要是国力不，人心思定，连年征战，不胜负担，当务之急，应该使蜀中人民得以一气，休养生息，医治战争创伤。而诸葛亮却不顾这普遍的抵情绪，持他的北定中原，开疆辟土，恢复汉室，继承大统的方针。

阿斗当皇帝后，可算是一无可取的庸才，独有这句话说到上了，虽然他的发并不是正确的。可惜他这个皇帝是个傀儡，如果说话算数，休养生息，修边固防，也许还真能偏安一隅。可是诸葛亮穷兵黩武，连年征战，劳军扰民，内外困，以致西蜀苟安的局面，也不能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