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情，被王允收下廷尉。这位王司徒，巧施连环计，将十八路诸侯联军也无可奈何的董卓，置于死地时，筹谋计划，是个很有脑，很懂策略，同时很能忍让的政治家。不知为什么功成名立以后，变得特别的狭隘暴躁，毫无度。估计他实际上是很貂蝉的，将情人作为钓饵奉献去以后，神损伤太大，心理变态，便对任何人，任何事，都不肯加以原谅。

后汉的蔡邕，是继、郑玄以后的大学者，知站错了队，也知自悔痛，希望给他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愿黥首为刑以继汉史”。大家认为他这个要求不算过分，他也确是此项工作的最佳人选。王允当时是一言九鼎的人，他说不行，就是不行。把脸一板：“昔武帝不杀司迁，使作谤书，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戎在郊，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后令吾徒并受谤议。”

他这句免受谤议的话，是千百年来握有权柄的人，封杀史家的嘴和笔的原因所在。虽然我们从读书那天起，就知“孔作（秋），而臣贼惧”的名言。很给舞文墨者提气长神。其实看看历史，完全是阿q式的自欺欺人之谈。臣贼会惧你一个耍笔杆的吗？笑话！他要是有一丝惧心的话，也就不会猖狂地为非作歹了。

但也奇怪，不光中国，全世界的恶贯满盈者，都不承认自己是臣贼，他们的孝贤孙，也讳莫如地不愿及这些人所下的恶行，丑行；所犯下的罪行，兽行。无不拼命地往作恶多端的脸上涂脂抹粉，无不努力地使大家忘却他们丧心病狂的史实，这坏事尽，却不愿留下坏名的文化心理，大概以东方民族尤为衷。

东晋海西公太和四年（公元369年），“大司桓温发徐兖州民筑广陵城，徙镇之。征役既频，加之疫疠，死者什四五，百姓嗟怨。秘书监孙盛作《晋秋》，直书时事。”用今天的光看，秘书监是朝廷的写作班，记史是一项工作任务，孙盛不过是如实地报导了一些暗面罢了。但他怒的是军方首脑桓温，这可就惹下了天大的麻烦。这位权力正于峰的大军阀，已经到了可以皇帝禅让的地步，整个东晋王朝，他一人说了算，予取予夺，气焰嚣张。后来指挥淝之战的谢安，当时名位不低，还应该算是他的朋友，路上见了他的车队行，也来不及地扑地叩拜。桓温觉得不好意思，赶着人扶起，说老兄何必如此？谢安说，连皇帝见了你，都作揖打躬，我焉敢不诚惶诚恐。

凡统治者，失败后能认输者少，而变本加厉继续其错误政策者多，地位愈，理愈低，也就愈不肯认错，非到海枯河，实在混不下去为止。孙盛是位史家，他信“孔作《秋》，而臣贼惧”，所以直书桓温独断专行，造成倾全国之力的北伐，以失败告终的事实，更批评他为挽回面，不顾国力民心，又搞这劳民伤财的建筑工程，制造假繁荣的虚浮现象。

由于孔夫作了《秋》的榜样力量，使得历代有良知的史家，像孙盛先生都以此期勉，哪怕以殉史，也以撰写真实的历史为己任。但手里握有刀枪，拥有生杀大权的臣贼，一也不傻，知他们尚能耀武扬威的时候，可以给所有不满者的嘴贴上封条，但他们一旦失势，一旦没落，或最终被上帝清算，了太平间，那就无法制止后人评说。所以，正因为有桓温这样的人，想要封住后代人的嘴，中国数千年来史书之被篡改，史家之被问罪，才会层不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