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命逝黄泉了。

历史从来都把说谎者，绑在耻辱上，这也是应有的绝不宽贷的判决，然而，那些相信谎言，需要谎言，还为无耻之徒，卑鄙小人提供孳生土壤的统治者，正义之剑，总是很少刺及。其实，要没有唐德宗的信谎，会有裴延龄的说谎吗？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对握有权柄的信谎者，由于毒所及，祸殃一方的灾害，是尤其不能抬贵手的。

长安城闹虎（1）

虎在中国，中世纪以前，曾经相当繁衍过，踪迹遍布各地。

在宋人编纂的类书《太平广记》中，收录宋和宋之前的年代里关虎的实录、记事、传说、轶闻达七十九篇之多。唐宋数百年间，此之啸窜山林，频繁没，占据要津，扰民不安，其猖獗，其肆，其残暴，其祸祟，是很让政府挠，百姓遭殃的。

这与人类有着密切关系和久远历史的猛兽，如今只能在动园和戏团看到，一个个蔫耷耳，没打采。那些野生的老虎，如果不是濒临灭绝，予以保护，早就像恐龙一样成化石了。因此，世间万，发生发展，都逃脱不了盛极而衰的规律，然而，这并不是所有的者，在其于巅峰状态时能够悟到的，能够觉醒到的，所以，常常在伸手时想不到有一天要缩手，在仰脸时想不到有一天会低。这再简单不过的“日中即移，月满则亏”的理，也是在探讨唐代元载这个历史人时，必然会上想到的。

虎在中国，自远古起，就有记载。《诗经》中的《小雅》，有一首《何草不黄》，就提到了它：“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看来，在边外草莽蛮荒之地，虎和野，成群活动。到公元二世纪，西晋的周，一位勇士，为家乡除害，则是在江苏羡，即今之宜兴的南山，杀了一条白额猛兽。由此可见，老虎之噬人畜，已渐渐成为贻患一方的祸害。

古典文学名著《浒传》，其中脍炙人的武松打虎和李逵打虎的故事，更是说明虎患之严重。一般来说，虎类繁，受到人类发展的影响至大。在唐朝极盛时期，开元二十八年（740年），人为四千八百一十四万，天宝十四年（755年），人为五千二百九十一万，经过唐末到五代的半个多世纪的战，到北宋元丰三年（1018年），全国总人还只有三千三百万，地广人稀，虎有活动空间，遂也演绎“三碗不过冈”和“李逵碰李鬼”的彩段。

武松打虎，在谷县的景冈，李逵打虎，在沂县的沂岭，前者属聊城地区，后者属临沂地区，看来，不但整个山东，几乎无不虎，南至五岭，西至蜀，东至江南，北至大河上下，山右山左，整个中国，到都有百兽之王的踪影。据《太平广记》记述，虎患为祸，固属严重，但它们大都活动于人迹罕至的山区、半山区、丘陵地带。动凶猛，终究惧人，这也是诸多野生动避开人密集地区求生的原因。

但也有例外，770年，唐朝大历年间，京师长安，竟也沸沸扬扬地闹起虎来。当我们聚焦于这位与代宗皇帝不埒上下，几乎等于一位影帝王，权力极度膨胀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元载，从这条现在首都的吊睛白额，王字当的大虫谈起，倒也比较贴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