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这样经不起唯史观实事求是地加以考量的“革命”领袖，又岂止黄巢一人。其实，据史书有关黄巢的行状，这位“革命领袖”，可算是一个乏善可陈的人。

不过，也许他可算是一个诗人。

通常，都产生自农村中好逸恶劳的躁狂一族，也就是农村氓无产者。由于他们有定的“革命”，野蛮，破坏意识，盲动力量，亡命的痞神，所以，很容易在斗争中脱颖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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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退一万步，领袖也是人，作为一个人，王夫之老先生说，“其人也，不谓之不仁也不可”，那么，加之于这位私盐贩黄巢上的光环，恐怕也就黯然失了。

因此，这位先生，一、文不成，始终是一个不及第的秀才；二、武不就，围三百日人无算拿不下陈州；三、想被招安，讨价还价总谈不拢条件；四、想当皇帝，了长安连板凳也未坐，又卷铺盖去当“寇”。是一个基本没有成什么，或从来没有好什么的，让人无法讲特和长的半吊。

而黄巢，更属于这类痞中训练有素的亡命徒、急先锋，起义前，他就是一个私盐贩，起义后，追随的那个渠首王仙芝，也是一个私盐贩。盐作为封建王朝重要税收来源，历来统治者对其生产销售的制，采取极严密的措施。然而，极大的利，自然诱发极大的冒险；而极的镇压，也就难免遇到极的反抗。所以，私盐贩的是把脑袋掖在腰带上，以生命为赌注的危险行当。残忍，狠毒，亡命，冒险，破坏，毁灭，嗜杀，劫掠，便成为职业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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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张开大嘴人了，还有什么“革命”意义好讲？难因为他反对封建统治，披上一件红的“革命”外，就能把他像野兽那样以人为的举世大恶，忽略不顾吗？

暴趋于极端，与疯狂无异。所以，人，又算得了什么，如果黄巢需要这样的话，连也不会眨一下的。这大概就是一千多年来，从官方史书，到稗官野史，所有描写黄巢的章节，看不到他的一生，曾经有过任何人的缘故。

姚雪垠作长篇小说《李自成》，这位明末的类似黄巢的“革命领袖”，不是为了迎合讨好，还是胡诌八咧，竟然有了一与泽东军事思想合拍的游击战略。这位私盐贩以“寇”起家，短期内也取得过天下，甚至比李自成坐龙椅的日多得多。应该懂得，“”，是他们这支起义军的生命线，只有“”，才有可能在统治者的隙中求得生存空间。最后，居然傻不唧唧地在陈州搞开了阵地战，垒战，围城战，不是存心找绳在脖上勒死自己吗！

清代编纂的《全唐诗》，收诗近五万首，录有他的诗作三首。因为在中国，不光唐朝，历代之君，都有写诗的雅兴。有的写得很好，有的写得很。黄巢的诗，属于后者。《全唐诗》，书名有个“全”字，自然要收黄巢的诗，不过占总量的万分之几，说得过去。解放后，社科院文研所编的，收诗六百三十首的《唐诗选》，

唐末人考（4）

无论正史，野史，对于黄巢的评价全是负面的。可近五十年来，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那是封建统治者站在地主阶级的反动立场上，对于农民革命运动及其领袖人的诬蔑。无论如何，农民革命是推动历史前的动力。然而，若是从黄巢之的唐末起，至五代，至北宋，至南宋，中华民族的总国势，一直于不断削弱的过程之中，这也是毋庸讳言的事实。因此，不禁疑问，黄巢吃了那么多老百姓的这场农民革命运动，究竟对历史起到了推动作用，还是起到了促退作用？对中华文明起到了张扬作用？还是起到了戕害作用？作实事求是的考查，平心而论，答案必然是否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