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离开时没把房间锁上，因为我没法锁。

弗拉克双手放在他椅的扶手上，死命压着那两截木。“哦，”他痛苦地说，“哦。”他起打开书桌屉，拿一把黑大手枪，咔的一声打开枪膛，看看弹，又眯着斜看枪内，刷的一下把弹匣归回原位。他解开背心纽扣，把枪往下腰带。急状况下他或许不到一分钟就可以完事。他把帽稳稳上，然后翘起大拇指，指了指门。

“你说门没锁。”他抱怨。

“你们什么时候下班？”我问。

“工作这么卖力，”我说，“肚不饿才怪。你得保持力才行。说了半天，三三二号房你到底有没有兴趣？”

“嗯？”弗拉克茫然地看着我。

现在只剩汉布尔顿医生本人。我轻轻把他扳正，手伸他的长袋。里面一些零钱、一条手帕、一小牙线、几火柴、一串钥匙、一张折起来的汽车时刻表。一只猪钱包里放着几张邮票和一把梳（这人可真会照顾他的假发），还有三小包白粉末，七张名片——上面印着“汉布尔顿，加州埃尔森特罗城塔斯廷大楼，门诊时间：上午九到十二，下午两到四，其他时间需电话预约，电话号码：埃尔森特罗城五零四零六。”里面没有驾驶执照，没有社会安全证，没有保险卡，没有半能够真正证明其份的东西。钱包里有一百六十四元现款。我把钱包放回原。

开它。我把盖撕开，整个掏空，里面除了香烟什么也没有。

“哦，大概再过五分钟。我们早上九开门。”

走廊的气窗里仍然传来收音机的声音，对面还有人醉酒后发的狂笑声。

“你说他不在，”弗拉克没好气地说，“那又怎么样？他不在啊。”

我在他的桌侧划了火柴重新上我的烟斗。他皱皱眉。

答案就在这里：如果凶手知他们找的是什么，那东西应该是可以藏一本书，或电话铃盒，或牙膏，或帽边缎带。我再回到浴室检查我的，还是有血渗来。我又用冷洗了洗，用卫生纸把伤，然后将纸扔桶冲掉。我走回房间，站在那里低看了汉布尔顿医生一会儿，心想他到底哪里了错。上回见面他显得机警。这时光已经移到房间另一，远远离开了床铺，照在了个积满灰尘的暗角落里。

弗拉克从他的背心里掏一只形怀表看一看。“我七下班，”他说，“老天，还有整整一个多钟。我已经快饿死。”

“我没说他不在；我是说他没应门。”

“三三二号房的那位，记得吗？他没应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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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明天早上去取，谢谢。”

“也许你想上楼看看，”我说，“也许你从没见过一的冰锥谋杀。”

我挂上电话，下意识地把手伸投币孔，摸到一枚别人投去的币。我走到餐台，用这钱买一杯咖啡，坐在那儿啜饮，一边听着外街上汽车喇叭抱怨的声音。是回家的时间了。路上喇叭响，车辆飞驰，老旧的刹车发刺耳的声音，人行上传来单调沉闷的脚步声。现在刚过五半。我喝完咖啡，装好烟斗，悠闲地走过半个街区，来到凡努斯旅馆。我走写字间，把橘的照相馆领条折起放旅馆专用纸袋，在信封上写了我自己的名字和地址。我贴上快递邮票，把信丢电梯旁边的邮件信箱里。然后我又走弗拉克的办公室。

“我敲了几次，”我说，“没反应。我想他大概在洗澡什么的，不过我可什么也没听到。我走开一会儿，又去试一次，还是没反应。”

“汉布尔顿医生没有应门。”我说。

我拿起书桌上汉布尔顿医生的帽，检查边和缎带，缎带结已被人用刀尖挑开，带垂着。缎带结里没藏东西，看不有拆掉再上的痕迹。

我再次关上他的门，坐在他对面。弗拉克好像连半英寸都没移动。他沉着脸，叼着同样的雪茄，里还是一片空。

我们默默走上三楼，穿过走廊。一切都是老样，噪音既没有变大，也没有减小。弗拉克快步走向三三二，抬手习惯地敲了敲门来，然后又去推，他撇着嘴角回看我。

我突然咧嘴笑了，迅速弯下腰——脸上还挂着那不合时宜的笑容——一把拉下汉布尔顿医生的假发，然后翻过来察看。就这么简单，假发的衬里上用胶带贴着一张橘的纸，外还包了一层玻璃纸保护着。我把橘的纸扯下翻过来，发现这是张写了号码的取货单——湾城照相馆。我把纸条放钱包，小心翼翼地把假发回那个光秃秃的脑袋上。

弗拉克上前倾；慢吞吞地把雪茄烟掏嘴，放玻璃烟灰缸。“说下去，我有兴趣了。”他慢条斯理地说。

“你要我怎么样，大惊失？”弗拉克问。

湾城照相馆的男在电话里说：“是的，希克斯先生，你的底片已经洗来了，六张放大的上光照片。”

《小妹妹》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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