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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半数的人上台慷慨陈词，由全班同学不记名投票。这似乎很民主。可能是我的出现比较新鲜，又或者我的竞选词写得真的很高明，虽然我一再宣称“我只竞选班长，如果是选组织宣传之类的班干部，请不要投票。”结果我的票数扶摇直上，稳居第一。从小学到高中毕业，我一直是班干部，这次竞选的成功让我找到了以前的感觉，走出教室的时候，我暗下决心：是该收收心，像个学生的样子了。

几小时后，我接到辅导员的电话，扭扭捏捏地表达他的观点，认为我其实更适合做组织工作，或者学习委员，拐弯抹角地表示我不适合做班长，虽然他一直在笑，用词也相当委婉，但我听得出来，他是觉得让一个留级生做班长很不妥，至于为什么不妥，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接完电话，我觉得心里特难受，背着书包坐在草坪上，点起香烟：老师们一再地为我们做思想工作，说留级其实没什么，不要自暴自弃，不要没了信心。可事实上，真正将学生分作三五九等的，正是这些老师。宋人犯了事进衙门，会在脸上烫个金字，以为羞耻。我的那个金字，是刻在老师们心里的。

联想起高三时候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事，我突然觉得老师的形象在我心里何其渺小，我不痛恨，只是看不起：高三第一学期，我的成绩突飞猛进，连续几次月考都是第一，从高一的倒数第三到顺数第一，很出风头，加上我老爸是个不大不小的所长，于是将班上的两个预备党员名额给了我一个，校领导一一找我“谈心”，每个人的语气如出一辙，都说我这名额，是他或她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的，让我回家，跟我的党员爸爸多学学，努力成为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我淡淡地将这件事告诉了老爸，他根本不当回事，觉得入不入党都无所谓。结果第二学期刚开学，校领导们就很不要意思地告诉我，我的名额给了地方上一个老党员的儿子了。那个老党员，是地方上的一个官儿，他儿子上大学没希望，据说预备党员可以加个一二十分，就去学校“求情”。加不加分我不知道，只知道进了s大学后，高中就成了预备党员的人比濒临绝种的动物还稀有，整个中文系才一个，学校像保护大熊猫一样当校宝，什么活动都要让他掺和。

第二天，我站在新班级的讲台上很认真地宣布：“我不想做班长了。”

“组织宣传委员，或者学习委员，你挑一个吧。”辅导员笑容满面。

“什么都不做了，才疏学浅，我怕影响你们。”我很谦虚地对辅导员说，“重新选举吧。”

于是，他们又花了一堂课的时间，用很“民主”的投票法选举新班干部。

狗日的大学生活（35）

35

《现代文学》老师还是系主任，对我印象深刻，每次上课，都要狠狠地瞪我几眼，我很害怕。

《文学评论》老师还是那个驴脸，一脸似笑非笑，满嘴陈词滥调，我很恶心。

《英语》老师换成了一个架着深度眼镜的干瘪老太婆，据说“美丽动人”的kitty姑娘考上了北大研究生，飞走了，我很失落。

每周八堂课，基本上我还是个闲人；老狗更轻松，因为是“事故留级”，除了舞弊被抓的《现代文学》一科，其余的科目都过了。我们的想法很美好，决定抓紧这一学期，将英语四级给过了。总是有这样那样的美好想法，到最后都事与愿违：比如大一的时候，为了练好英语听力，我们纷纷向家里要钱买wolkman，结果全用来听流行歌；比如买电脑，似乎都是为了学习，结果大多用来玩游戏、看a片。

我跟老狗有板有眼地跑去自习室读了几天英语，结果宫*告诉我们一个“噩耗”：在s大学，大二会统一针对英语过级开设课程，大一，能过都不让过，所以他都不能过。一开始我们不信，找辅导员一问，果然如此。就这样，我们好不容易调动起来的积极性被一瓢冷水给浇灭了，老狗就再也积极不起来，直到快毕业，找了个代考，敷衍了事，此是后话。张芬从“遥远”的河东打来越江电话，兴奋地告诉我，她所在的电大诗社准备趁百花盛开的“天时”，找一个“地利”的所在踏青，如果我也去，对她而言“人和”也齐了。我说我是外校人，对劳什子诗歌也不感兴趣，她就骂我不识抬举：“我们社团里相互认识的人也很少，一堆鸡蛋里混个鸭蛋，鸡妈妈都分不出来。”

“呵呵，你们是鸡蛋，我可不是鸭蛋。”

“哼，你不过来，就是混蛋。活动费都替你交了，今年我们还没见过面，我换造型了，绝对给你惊喜！”

“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因为你对我好啊。”

见到张芬，我才知道她所谓的“换造型”，就是将原本乌黑但不飘逸的长发染成了棕黄色，再打卷，弄得很“爆炸”，整个头大了一圈。

“惊喜吧？”张芬得意地眨眨眼睛，叉着腰，摆了个自以为“仪态万方”的姿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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