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们就难以抵挡贪图方便的诱惑力。

“不过你好像始终是在有意避免直接表达对外行问题的看法。

现在我的推测是，因为不可能阻止想要从事分析治疗的医生，所以你可以说是于报复而想通过剥夺他们在分析中的垄断权并把这一医学活动向外行敞开大门的方式来惩罚他们。“

我没法说你是否猜对了我的动机。也许以后我能向你表明一更不偏激的态度。

但是我仍然调这个要求：凡没有经过特定训练获得分析权利的人都不应从事分析工作。至于这个人是不是医生在我看来并不重要。

“那么你究竟要提什么明确的建议呢？”

我还没有考虑到那一步，而且是否会考虑到那一步我也还说不准。

我倒想跟你讨论一下另一个问题，并首先及一个特殊的要。据说当权者在医学界的煽动下想要彻底禁止外行从事分析治疗，这样的禁令也会影响到神分析学会的非医学界会员，而这些会员都接受过的训练，并已在实践中大大完善了分析技术。

如果这一禁令付诸实施，我们就会发现自己于这样一境地，有一些人被剥夺了从事某我们有把握相信他们能够完成得很好的活动的权利，而另一些无疑也有类似把握的人却可以自由从事这同一项活动。准确说来，这不是法律应该产生的结果。然而，这一特殊问题既非十分重要，也非难以解决的。涉及到的只是一小分人，他们不会受到严重的损害。

他们很可能会移居到德国，在那儿没有法律会阻止他们使自己的能力得到公认。只要希望使他们摆脱这一禁令，减轻法律的严厉程度，据一些众所周知的先例那是很容易能到的。

在奥地利帝国，允许一些臭名昭著的庸医亲手从事某些领域的医疗活动——因为有人相信他们的真实能力——是经常发生的事。

这类人大都是农民行医者，他们的推荐证明似乎往往是由某一位公爵夫人——这贵妇人曾经多得很——提供的；但是这在城镇居民中据一不同的、仅仅是专家的保证也应该可能到。这样一条禁令对维也纳的分析训练机构将产生更重大的影响，因为有了这条禁令之后，它就不能接受来自非医学界的训练学员。

这样一来，一项在其他国家被准许自由发展的智力活动又会在我国遭到阻制。我是最不愿意声称自己有能力对法律和各规章作评判的人，但是至少有这样一些情况我看得一清二楚：调我们的反庸医法并不能使我们更接近如今我们多么向往的德国国情1；把这条法律应用于神分析的现状不免有时代错误，因为在该法律付诸实施时神分析还没有问世，神经疾病

1这当然是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