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的钱。后来我们就用一独特的方法买东西：不还价，甩下一叠票让你慢慢数，同时把货抱走。等你数清了票，连人带货都找不到了。起初我们给的是公价，后来有人就越给越少，甚至在票里杂有些分票。假如我说自己洁自好，没过这事，你一定不相信，所以我决定不争辩。终于有一天，有个学生在这样买东西时被老乡扯住了——但这个人绝不是我。那位老乡决定要说该同学一顿，期期艾艾地憋了好半天，才说：哇！不行啦！思想啦！斗私批修啦！后来我们回家去，为该老乡的话语笑得打。可想而知，在今天，那老乡就会说：哇！不行啦！“五讲”啦！“四”啦！“三”啦！同样也会使我们笑得要死。从当时的情形和该老乡的情绪来看，他想说的只是一句很简单的话，那一句话的一个字发音和洗澡的澡有些相似。我举这个例，绝不是讨了便宜又要卖乖，只是想说明一下话语的贫乏。用它来说话都相当困难，更不要说用它来思想了。话语圈里的朋友会说，我举了一个很恶劣的例——我记住这事，只是为了丑化生活，但我自己觉得不是的。

我在沉默中过了很多年：队，当工人，当大学生，后来又在大学里任过教。当教师的人保持沉默似不可能，但我教的是技术的课程，在讲台上只讲技术的话，下了课我就走人。照我看，不什么都可以保持沉默。当然，我还有一个终生好，就是写小说。但是写好了不拿去发表，同样也保持了沉默。至于沉默的理由，很是简单。那就是信不过话语圈。从我短短的人生经历来看，它是一座声名狼藉的疯人院。当时我怀疑的不仅是说过亩产三十万斤粮、炸过神原弹的那个话语圈，而是一切话语圈。假如在今天能证明我当时犯了一个以偏概全的错误，我会到无限的幸福。

五

我说自己多年以来保持了沉默，你可能会不信。这说明你是个过来人。你不信我从未在会议上“表过态”，也没写过批判稿。这怀疑是对的：因为我既不能证明自己是哑，也不能证明自己不会写字，所以这两件事我都是过的。但是照我的标准，那不叫说话，而是上着一话语的捐税。我们听说，在过去的年代里，连一些伟大的人都“讲过一些违心的话”，这说明征税面非常的宽。因为有征话语捐的事，不我们讲过什么，都可以不必自责：话是上面让说的嘛。但假如一切话语都是征来的捐税，事情就不很妙。拿这些东西可以什么？它是话，不是钱，既不能用来修坝，也不能拿来修电站；只能搁在那里臭掉，供后人耻笑。当然，拿征募来的话语什么，不是我该考虑的事，也许它还有别的用我没有想到。我要说的是：征收话语捐的事是古已有之。说话的人往往有输捐纳税的意识，化在血里，落实在上。在这方面有个例，是古典名著《红楼梦》。在那本书里，有两个姑娘在大观园里联句，联着联着，冒了颂圣的词句。这件事让我都觉得不好意思：两个十几岁的小姑娘，躲在后园里，半夜三更作几句诗，都忘不了颂圣，这叫什么事？仔细推敲起来，病当然在写书人的上，是他有这病。这病就是：在使用话语时总想税的迫症。

我认为，可以在话语的世界里分两极。一极是圣贤的话语，这些话是自愿的捐献。另一极是沉默者的话语，这些话是征来的税金。在这两极之间的话，全都暧昧难明：既是捐献，又是税金。在那些说话的人心里都有一个税吏。中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