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社长指指屋角山一样扔着的一堆书籍，说：“看到没有？那些都是自费的作品，都是求我发评论的。报纸天天登这些谁也不会看的书评，那其他新闻都不要登了。”杨登科说：“这是你的事，我不了那么多。我只知你这个老同学当了这么多年的社长了，我这还是第一次来求你。”副社长没法，说：“好好好，下周见报。”

此后向校长又陆续收到二十多张汇款单。向校长于是又亲自填写信封，杨登科将诗集装信袋，打了包，然后以送邮局为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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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登科知向校长这是急于见报，答应上就到报社去，他有一个电大同学在报社当副社长。昨天下班后车了库，没开车回来，杨登科只得上了公共汽车，往报社奔。在车上把稿展开瞧了瞧，向校长果真一字没改，只给标题中“著名教育家诗人”几个字作了个顺序倒置的记号，这样就成了“著名诗人教育家向志东”了，看来这个向校长首先是把自己当成著名诗人，然后才是著名教育家。

杨登科饶有兴致地捧着汇款单看起来，像是从没见过汇款单似的，一边说：“看来必要的宣传还是少不了的。”向校长说：“全靠您心了。”

杨登科装模作样看完汇款单后，又对向校长说：“还有人对诗歌这么兴趣，我这个老诗迷也为您兴。这样吧，您当校长的工作太忙，给我一些诗集，我负责替您跑搞邮寄。”向校长说：“我俩共同来这件乐事吧，我写信封，您跑邮局。”杨登科说：“这也行，免得好事都被我占了。”向校长说：“知我者，杨科也。”忙去隔教导主任办公室抱来两捆诗集，放到杨登科前面，然后坐下，对着汇款单上汇款人的地址姓名写起信封来。杨登科也没闲着，在一旁帮着装信封袋。十几本诗集都装好后，杨登科又一把捆了，提着下了楼。

杨登科这才放了心，说：“到时我请你的客。”副社长说：“谁要你请客，以后少给我添，你就是我的大爷了。”杨登科心里激老同学能给面，嘴上却说：“要你发篇文章就是添，你的报纸不发文章，专发会议报和广告？”

副社长没有言，第二周就把文章发了来。杨登科拿着报纸跑到向校长办公室，他也正在一个字一个字看那张报纸。向校长自然对杨登科恩德，只是不解文章署名，说：“这是你的笔名？”杨登科说：“这就是我说过的我的老同学，贵都日报副社长。在贵都市他的名气也算大了，宣传效果好。”

向校长领会到这是杨登科的良苦用心，更加激，真诚说：“杨科您为我了这么一件大事，叫我怎么谢您呢？”杨登科说：“这就是向校长您的不是了，我是因为喜您的大作，才心甘情愿这么的，是为了等您的谢么？”向校长说：“好好好，大恩不言谢，以后有需要我向某人的地方，开就是。”

到了报社，找到当副社长的同学，杨登科也不绕弯，当即上了诗集和稿。副社长翻翻诗集，又看看稿，皱皱眉，说：“这个向志东是你什么人？”杨登科说：“九中的校长，我老婆的上司。”副社长哦了一声，说：“这文章非发不可？”杨登科说：“你这不是废话么？可发可不发，我还这么郑重其事地跑到你这里来？”

事情当然没有到此结束，不久向校长就意外地收到十多张向他购买《残缺的寂寞》的汇款单，乐得他心里甜丝丝的，觉得这个斯文扫地的年代还有这么心的诗歌读者真不容易。还特意把杨登科喊到他办公室去看汇款单，说：“信息时代，什么事情都离不开宣传，杨科不是您给我大力宣传，哪来这样的效应？”

原来那些汇款单都是杨登科和聂小用不同笔迹填好，趁自己下县差的机会，通过邮局寄给向校长的。

杨登科当然没往邮局跑，把那捆诗集扔了自家小煤屋的门后。

校长不好意思：“标题取大了，取大了。”还要继续往下看。杨登科说：“向校长您带回去斧正吧，我明天到您办公室去拿。”向校长说：“不不不，我拜读了，送到您家里来。”

说罢准备走人。还没走两步，杨登科又转回到副社长桌边，拿过稿，把标题下面自己的署名改成了副社长的名字。副社长说：“你这是什么？要我背一个剽窃的恶名？”拿笔要改回去。杨登科拦住他说：“你就积一功嘛。”又指着自己的鼻说：“我一个小司机，给人写评论，谁放在里？你是贵都市文豪，拉你的大旗作虎，还震得住几个不明真相的读者。”副社长只得无可奈何叹一声，放了笔。

第二天早上，杨登科下了楼准备到农业局去，向校长就拿着两本诗集和已经看过的杨登科写的论文兴冲冲跑了过来。诗集是给报社的，人家要宣传表扬你，自然要给两本集，让人家相信确有其事。至于杨登科写的稿，向校长说昨晚回到家里就仔细拜读了两遍，因杨登科的文笔太好，他无从下手，一个字也没改。